除了“在野的央行主席” J·P·摩根，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财政部长之一安德鲁。梅隆、早期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也都是华尔街在政界巨大影响力的直接代表。梅隆是著名的《1924年收入法案》奠基人，任期贯穿整个1920年代，其空前的影响力被同时代人戏谑为“三个总统在梅隆手下工作过”；斯特朗曾是信孚银行主席，联储成立初期，由于成员中很少有人懂得金融业务，斯特朗几乎掌控了美联储的全部权力。正是梅隆的减税政策和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互相配合，造就了美国1920年代的空前繁荣。
华尔街精英在政界中的权力，来源于金融业里正在生长着的前所未有的力量。迅速便捷的融资喂养了伟大的新产业———汽车和航空；经济在一只戴着高贵白手套的巨手下重新整合，前所未有的庞大托拉斯、辛迪加浮出了水面。 J. P.摩根操纵的合众国钢铁公司并购，资本额达到了当年联邦预算支出的将近三倍，接近当时美国制造业总资本的1/6，今天任何激动人心的兼并收购都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在金本位、高关税、产业革命的古典布景下，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各种情节，都能找到华尔街改动剧本的痕迹。从帮助协约国融资到插手苏俄内战，从支持罗斯福总统竞选到为纳粹上台铺路，戴着礼帽打着精致领结的华尔街银行家们，作为美国的代表，出没在各种历史关键时刻。摩根的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被视为美国军事工业之父，在战争中的作用“超过一个协约国军团”；而向欧洲资本输出，影响德国未来政局的“杨格计划”谈判代表名单上，则写满了小摩根、莱曼兄弟这些显赫的姓氏。
然而，像世界上所有NG体育的强大势力一样，市场崩溃和大萧条都没能摧毁的华尔街神话，遇到的真正敌人却是来自于内部的停滞与腐烂。随着繁荣消失，大萧条开始，冰山掩盖下的欺诈丑闻不断被揭穿，华尔街精英突然惊觉，他们一直努力渗透和控制的政府要反过来监管他们了。
随着《1933年分业法案》、《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颁布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成立，高贵的银行家们发现，晚宴餐桌上的小小谈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年代过去了，监管者要求的不是“绅士的正直”，而是繁琐的、一五一十的报表。
《分业法案》导致投资银行业务与存贷业务分拆，更是使金融巨无霸们大伤元气，从此之后，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再具有摩根1901年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那种实力。监管、保护小投资者、反垄断，这些新词儿在华尔街不断回响，顶层的投资银行家第一次感到政府的手变得讨厌了，可这还仅仅是开始。
从战前到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对经济严格管制的做法使资本市场十分清淡，即使战争刺激生产的几年里，华尔街也并没分享到多少其他行业的繁荣。证监会主席位子上坐着的不再是金融家，而是一位严格而强硬的律师威廉。道格拉斯(此人后来在最高法院当了近30年官)。财政部长连续十多年都来自于建筑、农业、法律界，提高税收、增加福利支出的同时保持平衡财政、削减国债构成了这个阶段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流，可想而知，这些清汤寡水的健康菜谱，让华尔街倒足了胃口。
华尔街的权力式微，虽然有各种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市场对垄断金融资本深刻的不信任。市场在短期可能是盲目的，但在长期一定是理性的，这是所有投资理论的基石。那些蝌蚪似的、看上去可怜而无足轻重的小投资者和他们的亲友，不仅是构成市场的基础，而且还是投票给政治家的选民，他们的利益终归会被市场和政策表达。这一点，恰恰是华尔街精英无论怎么交游显要，或者变身高官，都没法相提并论的。
喧嚣与哗动中，总归有体会风气之先的人觉得浆过的硬领扎脖子了，于是解下领结，脱掉白手套，开始重视高贵的家族们不屑一顾的业务。他们不再花大量精力与政府要人周旋，而是面向普通投资者，将大规模的经纪业务普及开，把经纪人培训统一起来。从1950年代开始，以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Co.)为代表，连锁店式的经纪代理方式广泛地建立起来，金融经营方式走向了标准化和现代化。
平民化消解了华尔街的神秘，但的确扩大了它的影响，从而为它赢得了新的权力。从1960年代开始，市场几起几落，但总的趋势是迅速扩张，它容纳了柜外交易的挑战、接受了电子化的洗礼、顶住了石油危机和海湾战争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华尔街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群落，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权力，却正一天天地慢慢被融解。
有人惊呼，最古老和著名的投资银行们正在消失。的确，反观前面提过的1940年来华尔街出身的六位财政部长：1960年代的狄龙是狄龙-瑞德家族之子(Dillon Read)，1970年代的西蒙供职于威登(Weeden)和所罗门兄弟(Solomn Brothers)，1980年代的里甘曾任美林总裁，布莱迪出身狄龙-瑞德；1990年代后到如今，则由如日中天的高盛送来了鲁宾和鲍尔森。
对投资银行业有了解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个名单的微妙之处，基本上每个时期出掌财政部的精英，都来自于前一个阶段最成功、最富有朝气的投资银行。然而，今天这个顶级名单已经消失了两个名字———所罗门兄弟1991年在国债丑闻中大伤元气，终于在1990年代末被花旗收购；狄龙-瑞德1998年并入UBS，现在和华宝一起，是瑞银投行业务部的一部分。
威胁投资银行的不光是丑闻，还有《分业法案》以来造成的资本问题，分业经营的后果之一是投资银行虽然名声显赫，资本金却难以和商业银行相提并论——2004年高盛的市值只有420亿美元，不过是花旗集团的1/6.当分业法案废除，商业银行开始通过混业经营向全能银行发展的时候，原来的贵族们就被推上了危险的悬崖——并购这个他们玩得最纯熟，曾带来最丰厚利润的武器现在悬在了自己头顶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时移世易，“贵族”还是贵族吗？不，真正的所谓蓝色血液早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悄悄换掉了。高盛的最后上市，意味着华尔街最古老的一个合伙人体制终结了，也意味着今天坐在CEO和董事位置上的投资银行家们，实质上不过是职业经理人和股票持有者。
华尔街的金科玉律“Business is business”有了新的含义，无论高盛这样的古老投行再怎么推崇企业文化，终究不能要求他们像那些把一生镌刻在招牌上的人们那样忠诚。所以，当“高盛超级毕业生”走向政界谋求更大的人生成就之时，很难说到底是华尔街又把手伸进政府，还是政府选择了一个更容易控制华尔街的办法。
鲍尔森的任命甫一公布，媒体马上翻箱倒柜找出他的各种信息———好在这倒不困难。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华尔街年薪最高的人并且拥有数亿股票，知道他是基督教科学派信徒，热爱环保和健怡可乐，尤其高兴地知道他来过中国不下70次，十分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还想知道鲍尔森能更好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挥作用吗？鲍尔森能缓解赤字压力吗？鲍尔森能拯救美元疲软吗？
有人从鲍尔森的前任们身上总结出了规律，来自华尔街的财长通常会力挺一个强势美元，来自实业界的则相反。但是也要看到，这些财长还都面临减税和削减赤字的双重压力，从1920年代的梅隆，到里根时代的里甘、克林顿时代的鲁宾，莫不如此。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好不难煞人。
梅隆和鲁宾比较幸运，前者有繁荣留下的足够盈余积累去填补赤字，后者在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推动下，顶住压力推行长期平衡财政，也曾成功使财政“扭亏为盈”。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里根时代了，不仅减税的思路相同，布什庞大的反恐计划支出，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星球大战”计划，赤字政策的后遗症，一直影响到1990年代的国债支付危机。不过，“星球大战”好歹拖住了苏联、赢得了冷战；布什的反恐政策，目前除了大把花钱，还很难看出效果。在经常项目与政府开支严重赤字背景下，如果选择强势美元政策，怎样协调金融与实业界的利益、平衡政治目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对鲍尔森这位华尔街头号毕业生将是严峻的考验。
无论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还是惨淡的中世纪，对华尔街来说都已过去。在这个平民权力的时代里，华尔街的最大成就是：它把越来越多的人拉进来，一起玩这个“伟大的博弈”。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回归它的本来面目———金融归根到底是一种服务，使这个世界释放出更多效率的服务。对“华尔街超级毕业生”们来说，服务、合作、创造、利用，都是他们的政界生涯中不可或缺的方面。
华尔街和权力的博弈仍然在继续，而且因为自己的发展而具有了新的砝码，从90年代持续到现在仍难以尘埃落定的对冲基金监管问题上，依然可以说明金融—政治联合的力量多么强大。寻找监管的边界、活力与安全的平衡、产业发展与金融利润的结合始终是华尔街永恒的主题，这些主题通过美国经济政策的放大、折射、修正之后，将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