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体育电子游戏官网《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是十九岁五金店店员颜滨的日记，这部书将七十多年前沦陷区最底层老百姓，特别是作者及其身边十几个青年人的工作、学习、恋爱、社交等生活状况，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该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节选自该书编者采金所写的前言，由出版社授权澎湃使用。
1937年8 月13 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沦陷。但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军尚未进占，形成了“孤岛”。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上海沦陷后，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怎样？每天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开门七件事是如何应付的，谋生、学习、婚恋、消遣、喜怒哀乐、人际交往等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以前，我们主要是从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电影以及个别回忆文章和教科书中得到一些印象。如：水深火热、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冻饿病死，等等。我认为，在沦陷区，这些情况都是有的，但真实的生活会只是这些吗？
生活是立体的，多面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不是几个概念就能全概括了的。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全景呈现那时的生活影像呢？我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一读那个时代的人所留下的资料，这些第一手资料里面最珍贵的当然是日记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就是这样一本日记。
这套日记是笔者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的，厚薄不一总共16本。作者颜滨，从1942年开始下决心写日记，正好是上海全面沦陷后。1942年、1944年这两年的日记，只有个别日子没记，基本全。1943年也是全年都记了，但缺失，与卖主联系也没找到。1945年7月份之前基本全，到8月就出现散失了，以致8月15日这个重要的日子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看到。
看后面的日记，才知道是作者婚后，爱人嫌其留恋过去，把有恋爱情节的部分日记撕去了，很可惜。1946年至1957年拉拉撒撒记了一些，但因为不是沦陷时期的，笔者只摘其要者作为附录，以免除读者对作者以后情况的挂念。
颜滨，1923年8月25日（农历7月14日）生，宁波洪塘人。年幼丧母，父亲续弦，是祖母一手拉扯大。作者曾在洪塘小学读了6年书，大概是父亲去世后，于1937年1月随姐姐到上海读了中学，但没读高中。中学毕业后就到元泰五金店当了学徒，1942年开始写日记时，大概是刚出徒，是店里最低等的5个职员之一。父亲去世前，家境就已贫困，房子土地都抵押给了别人。
颜滨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它没有做作，没有掩饰，是特别直率、特别真实的。他生动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记录了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了他对人对事的看法，记录了他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但他没有想到，他记载的这些纯属个人的生活琐事，今天却成了我们难得的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想研究和了解那段历史者所必须参考的。
上海沦陷了，但上海人民的心没有沦陷。作者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经常为苟安偷生于上海而感到羞耻，时刻想着到内地去，到抗日的第一线去，并且差一点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同广大市民一样，痛恨日方，痛恨与日方合作的人，同情流离失所的难民。在日伪残暴统治和奴化宣传教育下，他们半点也没有被奴化、甘愿做亡国奴，而是心向抗战前线，坚定地认为抗战必胜，目前所遇困境只是黎明前的黑暗，他们为美机轰炸上海而欢呼。一个普普通通的店员，这些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倒比汪伪那些大人物们看得高远，比他们有骨气。
“到内地去！到抗战前线去！”这是作者内心经常发出的呼声。当听说有三个女同学不顾一切投军参战时，作者感到格外惭愧，“她们那爱国的热忱就可显示出我们大中华民族的伟大，而更可证明我们的民族是永远不会灭亡的。”（1942年1月21日）
当作者和几个青年看到有两个老年人，被日军罚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我们不约而同地愤怒着这残酷的行为，但是俱各未敢有所举动，只能把这笔数不清的血债深深地记入脑海中，以备将来同他们清算。”（1942 年4月20日）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已经整整5 年了，作者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1944年底，作者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我相信，黎明前的那一刹那是最黑暗的时期，痛苦愈深，接近胜利之期亦愈甚。让我们咬紧牙关。静静地等待着吧。”（1944年11月21日）当听到防空警报大鸣，作者与市民不但不躲避，反而出门观看。“步至门外，果见机队三二成群，高翔于霄海之中，又闻隆隆的轰炸之声，人皆现笑容，而无恐惧之声，我也不由精神为之振奋。”“此次空袭，延至下午一时余方止，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为空前所未有，人皆曰，如服一味也。”（1944 年11月11日）
作者以及与作者交往密切的十几个男女好友，深知学习的重要性，酷爱学习，除自学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夜校的补习班去上课，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学习梦。他们拒绝麻将和舞厅的诱惑，风雨无阻。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国语和英文。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学习方面的事情，他们想通过学习，提高自己，以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报效国家，服务民众。
作者在日记中经常抒发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迫切希望出人头地。作者痛恨碌碌无为，醉生梦死，竭力地规劝朋友，“因为他最近一年的生活实在过得太糜烂了。他在空闲的时间不是打牌便是上跳舞场，而所交的朋友全是一班纨绔子弟，只知享乐，终日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1942年6月14日）作者自己能够洁身自好，坚决不去舞厅鬼混，“仁济兄及明道坚欲要我请客，目的地他们当然不脱舞厅等处，然我却决不愿随污合流，虽然偶尔往观，品茗听乐也无不可，但我总以为不涉足为妙，故被我坚辞了。环境的引诱，最为可怕，青年的意志总是薄弱者多，怎能不处处临深履薄般的谨慎从事呢。”（1944年11月5日）
作者学习非常认真，为考试屈居第三名而感到可耻，为尺牍默书错了5个字而深深地懊悔，为国文考试夺得第一而洋洋得意。“虽然补校中的第一名并不足为奇，不过在数十个同学中，夺得魁首，当然也决不是单凭侥幸之所能得，我又怎能不高兴呢？”（1945年6月12日）他时常给自己鼓劲，“不断地勉励自己，及时努力，能求得相当的学识，方可以应付社会的需要，不致堕落。”（1942年11月19日）
读颜滨的日记，让我感受挺深的，就是沦陷区的大多数青年，追求进步，努力学习，热爱生活，喜欢读书，喜欢交友，珍视友谊，不甘堕落。他们经常组织聚会、郊游，讨论学习，游玩嬉戏，唱歌咏诗，观影看戏，聚餐饮酒；同学朋友来往密切，经常相互走访，频繁串门，商讨谋生之道，谈论学习写作与理想。
作者在店中，上班时间说走就走，来去自由，好像根本不用请假。因经常外出，经理有时难免抱怨几句，但作者总是理直气壮地顶回去。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有点不可思议。
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补习学校，是沦陷区男女青年所十分踊跃愿意参加的一项活动，一则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则为了多交朋友，充实业余生活的空虚寂寥。因此，上课之外，学生们还自发地组织了许多联谊活动，如学友交谊会、辩论会、踏青郊游、聚餐、看电影戏剧等。而自办刊物，在当时的夜校也已蔚成风气，这又是同学联谊的一条重要纽带。
1942年的时候，作者曾和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星火社，并试办《星火》杂志，但没有持续下去。1944年，作者联络几位好友同学，将已停办的《星火》重新办了起来。此后一直为《星火》而奔波，征求意见，发展会员，组织活动、组稿改稿，撰写誊抄油印稿件，不惧杂物，带头实干，克服种种困难办了十几期。作者还参与了所在夜校《夜友》、《六英》的编辑及创作，并曾向别的夜中学所办的《寒光》月刊学习经验。
市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当然要看收入支出情况。先说说作者吧。1942年，作者在店里属最底层，拿最低工资。虽然生意清淡，但店里能够根据物价等及时调整工资和津贴，作者尚能满意。作者1942年4月的薪水连津贴是71元，5月份涨到109元。
7月份的薪水突然增加了近三倍，“今天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便是我们的薪水突然猛加了一下。据胡先生今晚开来的单子，下月份我的薪水竟有149元中储券了。上月份只有109元的旧法币，以二作一计算只有中储卷55元还不到。这次突然所加，计算法是照上月份薪水数以旧法币改作新法币，另外再加40 元算是津贴。虽然照近来的物价计算，这区区之数不值一用，但是这次总算意外的收入，并且所加的数目也不在小数。对于各种缴用不无小补，我已觉得甚为满意了。”（1942年6月30日）“早上拿了这次突然而加的薪水，俱各笑逐颜开，称心满意了。”（1942年7月1日）
7月22日，店里分红，作者拿到了3500元，这个数目超出了作者的预想。1943年，作者全部收入计薪金约4800元，红利14000元，自己买卖货物所赚有18000余，此外“尚有生油四十斤、肥皂壹箱亦可作为盈余”，全年支出26000余，结存现币11000余。（1944年1月3日）然而到1944年，作者已经入不敷出了，但生活能勉强维持下去。
与作者一起工作的店员，薪水最低的5位，情况应该差不多。再往上是师傅们，具体薪水不详，但从分红可以推算出，薪水差别很大，正如作者说的“我们店中的待遇一向是高低悬殊”（1942年3月2日）。
1942年7月份的分红，作者拿到了3500 元，感到意外，“原来这次的分派法并不依照以前的规矩，依照薪水的多少而定”（1942年7月22日），师傅最高的5万，最低的两万。拿两万的大为不满，一起去找东家交涉。由此推测，师傅们的薪水应是作者的10 倍，养活老少一家人不成问题。至于店里的两位经理，车先生和舒先生，不仅能养家糊口，还能有不错的积蓄。作者曾说舒先生，“自下确也拥有相当财产，这次单独回乡的目的，大概是置买地产”（1944年2月14日）。师傅们平时无所事事，晚上和休息日，都是在麻将大战中度过。
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由于“敌伪的蹂躏和炮火的摧毁，每一个沦陷区人民（者除外），无不在含辛茹苦，过着极端困难的生活”（1946 年1月10日），而元泰五金店的店员们，虽然生活也不宽裕，但在此国难时期，在生意清淡几乎完全停顿的情况下，尚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是什么原因呢？
日记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但我猜测，在日伪残暴统治下，资方和劳方因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主要矛盾转移，劳资关系比以前融洽了，日记中也有先生待他们较前宽厚了等语。另外，大家都有必胜的信心，认为目前的困境是暂时的，保存人力物力度过寒冬就会迎来春天。元泰的老板是站得高看得远的，身处绝境而勉力维持，所以元泰才没有像“苏州河旁的大多数铁号”一样遭解算。
在当时形势下，一旦失业，将马上陷入绝境，甚至妻离子散。作者的堂兄仁佑失业后沉迷于赌博，家破人亡，最后失踪，生死不明，媳妇给人家做奶妈，老娘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回了乡下，生活无着。作者的姐夫，“启昌兄在做的永盛薄荷公司准备在月底解散了，他家三人（爹爹、四阿哥及启昌兄）俱将因此失业。当此米珠薪桂之时，真所谓要坐吃山空了”（1942年3月20日）。
作者自幼丧母，有点恋母情结，渴望女性的温柔，对女性容易产生好感。多情善感，又自卑多疑，藕断丝连，态度暧昧，同时对几位女性用情，虽然交了几个素质不错的女朋友，但都无果而终。
《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里面的信息量巨大，是研究和了解那个时代所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为保持历史原貌，除极个别无法辨认或有明显错误的词句外，笔者整理时未作任何改动，也包括文中数字部分，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混用，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让读者真实感受到那个时代大上海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