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关系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引发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观念大碰撞。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视角去考察，处理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都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自然和社会因素的方方面面，更是一个考验理念和制度优势的深度话题。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基础，以“可持续科技创新”价值准则为依据，建立“可持续科技创新”评价体系，是将未来的科技创新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理想目标的路径选择。

　　进入2020年仅仅3天，美国使用无人机在伊拉克炸死伊朗特战旅高官事件便令全球震惊！国际媒体当日评论称，索莱马尼的死加剧了伊朗和美国之间本已高度紧张的冲突局势，并引发了对伊朗军队可能实施报复的担忧。受这一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月3日亚洲早盘交易时段飙升近4%，英国布伦特原油飙升3.98%，美国原油飙升3.87%一件以高技术手段为依托的军事事件，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全球军事力量的较量，波及到全球政治格局、经济走势的变化，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短短几天内，人们对科技创新与进步的认识，迅速集中到无限制使用高技术可能带来的战争模式、政治格局、经济走向、价值底线、国家尊严等问题的讨论。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间，历经两次科学革命（近代物理学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人类社会进入智能网络信息时代，科技创新和进步早已突破了“术”的拘囿，引发科技范式、人类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的变化和变迁。智能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大影响力，使这一变化再次升级，在科学真理发现与指引下的技术创新和进步，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同时，由于它带来的无法预估的风险，也成为人类担忧和惧怕的最大风险源，远远超出了传统自然风险的威慑以及人们已有的应对经验和能力。人类是否能够持续发展、永续发展，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引发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观念大碰撞。中国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自觉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治国理政的总体布局，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提升到新的境界。

　　任何理论的建立，都不是没有因由的。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与建立，开始于人类经受了惨痛教训之后的反思。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酝酿和提出，被称之为世界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转变，也是人类生产、消费及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受到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中华文明中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讨论“天人关系”问题，《周易》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命论”始终占统治地位，先哲们把“天命”奉为万物的主宰。孔子主张“尊天命”“畏天命”，认为天命是不可抵抗的。老子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孟子主张“天人合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王充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在《论衡》中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讲：“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天人关系”的争论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

　　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仅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争论中，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古代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当中。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保护正在怀孕的鸟兽鱼鳖以利“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定期开禁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春秋时在齐国为相的管仲，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反对过度采伐。他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荀子也把自然资源的保护视作治国安邦之策，特别注重遵从生态学的季节规律（时令），重视自然资源的持续保存和永续利用。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发掘出1100多枚竹简，其中的田律写道：“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法律之一，清晰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天地相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生态意识的目标和理想。

　　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使用高新技术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退化与失衡的反思，突出了表达了人们对滥用科技成果的忧思。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源于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步与繁荣，给整个世界的科技进步注入了强大活力。20世纪60～70年代，人类了解自然、改造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提高。当人类陶醉于所取得的胜利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困境之中，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呈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发展中国家由于人炸引起人口、生态环境和贫困之间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枯竭，给世界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危害，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1976年7月意大利的维索化学污染，1979年3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泄漏，1986年4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等恶性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念萌芽并被接受和传播，形成理论体系及不同流派。同时，以追求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平衡发展的全球性组织创建和行动计划的提出此起彼伏。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担任主席。委员会有22位代表，其中14位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世骏教授为委员之一。1987年，该委员会把经过4年研究、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联合国大会，对可持续发展提出这样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鲜明地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穷人要发展；二是发展要有限度，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可持续发展概念从生态环境范围扩大到社会范围，提出消灭贫困，限制人口，政府立法和公众参与等社会治理问题。

　　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计划《21世纪议程》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成为21世纪全球范围内联合国组织，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独立团体等各类发展机构，在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采取综合治理的行动蓝图。中国于1994年3月25日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成为率先实施这一国际性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决心和行动。

　　中国从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再到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发展和突出贡献。在维护和坚持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上，中国始终态度鲜明、行动积极，不断地在实践中更新和提升理念，探索和创新理论。党的十八大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生态文明建设首次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被提出和确立。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习高瞻远瞩，胸襟博大，2013年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议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的责任共同体，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开阔。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再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向全党提出要求：一是要推进绿色发展；二是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三是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四是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所有这些思想、倡议、布局和自我要求，都彰显了中国人在对待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勇气、自觉和担当，彰显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的气度、胸怀和远见。

　　为了将这些对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未来共同利益和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倡议、布局真正落实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完整地提出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要求，把包括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五大领域的制度体系建设作为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后新的发展目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生态文明建设不等于生态建设，也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联系，但各自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自党的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报告，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由“四位一体”向“五位一体”的转变，作为科学理论和实践成果，这一转变，沿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思路和现实选择，逐步构成了中国比较完整的治国理政的理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这是对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理论作出的重大提升和深化，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大贡献，远远突破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早期在对科技创新和进步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退化进行反思后提出的限制甚至遏制科技创新与进步的认识局限性，为处理好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关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地统一于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目的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现实选择、行动方案和着力点。以建设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提升制度执行能力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与成功，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优势所在，将再次为世界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模式借鉴。

　　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认识科技创新，把科技创新引导到“人与自然关系平衡，人与人关系和谐”的轨道上来，确立“可持续科技创新”理念，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为将未来的科技创新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目标进行正确的路径选择。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视角去考察，处理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都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自然和社会因素的方方面面，更是一个考验理念和制度优势的深度话题。

　　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为我们理解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生态文明及其制度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钥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科学技术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进步，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也提高了人类影响环境的能力，科学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日益严重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穷威力，促进了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本身也发生着重大的、带有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技术开始跳出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狭隘视界，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使科学技术创新服务于人类的更高目标，寻求自然、经济、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和谐完美，用更加科学的手段与技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选择什么样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以及如何实现它，一直是人类世世代代思考、探索的重大命题，理论研究成果涵括了系统学、环境生态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基础理论学科，落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其理论核心紧密围绕两条主线：一是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二是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生态是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则是人类文明中反映人类进步与自然存在和谐程度的状态。”从这一阐释不难看出，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界关系角度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范畴；生态文明同其他文明一样都是历史范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着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生态文明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程度。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生态文明及其制度体系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中国“五位一体”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重”就重在人类必须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恢复和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系统，这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和根本要求；“难”就难在生态环境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短期可以见效的，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躁，任何投机取巧都将遭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复。无论多“重”、多“难”，人类都不可能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更不可能超越现实一步跨入“天人合一”“人人自在”的理想国，只能在不断完善制度体系的基础上，选择科学合理的手段和方法解决问题，实现理想目标。在这条艰难和漫长的道路上，科技创新仍然是通向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有效手段和方法。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在以人类发展为根本宗旨的轨道上相遇。

　　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在二者博弈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造福化险，是认识二者关系的基本立足点。可持续发展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推向新境界，科技创新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和手段。可持续发展问题带来的思考，就其涉及的科学技术内容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范围，必须从不同角度审视。

　　第一，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理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科学技术不但陆续开拓出许多新的科研方向，而且不断形成新的研究领域，逐渐发展出一批新的学科。如环境科学、生态科学以及一批交叉性学科，如环境化学、环境地质学等，特别是一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如生态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生态伦理等，都将成为21世纪的热门学科。由于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相关性，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驱使下，科学技术在继续分化、细化的同时，开始呈现出交叉和综合的趋势，多门自然科学交叉，乃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应用科学应运而生，例如，空间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等，随之而起的空间技术、能源技术、环境保护技术、材料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成为当今科技的重点与热点。

　　围绕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大批新的研究课题被提出，形成新的科技生长点，成为科学技术领域最活跃的部分，促使科学技术在21世纪获得新的飞跃性发展。为了有效节约自然资源与能源，信息科技将以其独特的优势迅速发展，并将以其广泛性与深刻性影响整个科技领域；新材料的开发及其先进制造技术的创造，将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减少自然资源的损耗；高效、洁净和安全的新能源将会成为人类普遍利用的能源；人类将继续向空间、海洋、地球深部拓展，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认识自然、发展知识为主要任务的基础科学也将发生重大变革，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未来的科学技术都将向着综合和系统的方向发展，进一步系统地、深入地认识自然，进一步树立起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相应的知识和技术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公平分配，使人类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二，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源。20世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的依赖程度呈现出日益增强的趋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证明，科技创新与各种经济波动周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科学发展带来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没有科技的创新，经济增长就失去了从一个周期跨越到另一个周期的根本动力源。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已经出现过四个经济增长长波，分别对应于机械化、铁路化、电气化和电子化的科技创新。从1993年开始将于2043年完成的世界经济第五个长波，所对应的核心技术是数字化的科技创新活动。

　　科技创新是解决科技自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人类依靠科学技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然环境，极大地提高了生存质量，也在局部甚至是大规模范围内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世界跨入工业化时代，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规模的大气、海洋、河流、陆地污染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已成为祸及当代、殃及未来的严重问题之一。用科技手段制造的毁灭性武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更是人们世世代代难以忘却的沉痛记忆。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也需要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的结合。面对自然的报复与挑战，世界已经行动起来，从理念、法律、制度、价值观、生产和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方面，最大限度地鼓励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最大限度地限制科学技术对人类带来的损害和风险。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基础，以“可持续科技创新”价值准则为依据，建立“可持续科技创新”评价体系，是将未来的科技创新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理想目标的路径选择。

　　传统的科技创新体系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内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可持续发展追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良好生态环境的统一，努力使社会、经济和自然效益达到全面和谐与提高；传统的科技创新则注重对自然和物质世界的不断探索与认识，以便更有效地把握其运行规律，使之听从人类的操纵；注重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的重新组合，以建立新的效能更好、效率更高的生产体系，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由于二者间的这些差异，使得它们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甚至是对立。这对矛盾相互作用，使得传统的科技创新在现实中表现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双重效应，既存在积极有利的一面，又存在消极不利的一面。

　　为使科技创新满足可持续发展需要，尽可能加强其正作用，减少其负作用，从而适应社会、经济、自然协同发展需要，必须从观念、作用、评价标准、应用效果等方面对科技创新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建立新的适合可持续发展需要的评价体系，用具有普遍意义与科学依据的“评价标准”摒弃可能会对可持续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保证科技创新沿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造福于人类。

　　无论是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出发点去认识，还是从其归宿点去衡量，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八个目标：（1）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2）营造“合理、优化、有序、文明”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3）寻求“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的最佳匹配；（4）实现“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社会资本”的科学组合；（5）有序地控制并达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资源能源的消耗速率、生态环境的退化速率”三个“零增长”；（6）既满足当代人不断增长的需求，又泽及后代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7）既满足一个地区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又不损害其他地区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消除贫困和不合理的区域差异；（8）既要满足人们对优裕物质生活的需求，又要满足人们对高尚精神生活的需求，关注人本身的感受。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这八个目标，为“可持续科技创新”理念和概念界定了“科技创新”的范围，凡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高度、创新成果的应用效能符合以上八个目标要求的，可以判定为“可持续科技创新”，反之，则是“不可持续”的科技创新，或称之为传统的科技创新。

　　“可持续科技创新”概念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创新内容，如生产技术创新、生产工艺和装备创新、原材料创新、生产组织结构创新等内容和途径，更重要的是，把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制度体系的创新作为创新的最重要的内容和价值准则。从这一价值准则就可以看出，“可持续科技创新”理念和概念至少具有四方面价值。

　　一是科技价值。“可持续科技创新”能够推动现有科学技术不断演进，带来科学技术的新一轮革命和进步，为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先进、更可靠、更有价值的科学依据与技术手段。

　　二是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可持续科技创新”着重从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自然资源的角度去进行科技探索与创新，其成果必须能够改善目前自然资源大量损耗和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的现状，并逐步解决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为人类构造更美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物质基础。这是“可持续科技创新”区别于传统科技创新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ng体育官方网站

　　三是经济价值。“可持续科技创新”的各项技术成果，通过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够使生产能力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得到更大幅度提高，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推动经济健康、稳定、优质、持续增长。

　　四是社会价值。“可持续科技创新”通过向公众提供最新科技成果，得到最广泛的公众认同与参与，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准则，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向公平、和谐、有序方向发展，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风貌，建立更加文明、完善的人类社会。

　　合乎完整价值准则的“可持续科技创新”应该兼顾以上四重价值的协调和同步实现，片面追求任何单一价值的最大化都会造成创新的失衡，最终导致全部创新价值的消失或逆转。这是“可持续科技创新”区别于传统科技创新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中必须注意的关节点。

　　生存于21世纪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人类的未来，在享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福祉的同时警惕着伴随而来的忧患。未来的科技创新必将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目标，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科技创新的价值进行重新判定与衡量，创新和完善制度体系，进行正确的路径选择。同时，建设符合现代经济体系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和治理体系，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实现世界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马凯，2013，《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程萍，2001，《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海大学。

　　程萍，2003，《建立“可持续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构想及评价准则》，《新视野》，第2期。

　　程萍，2003，《建立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科技创新”评价体系构想》，《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程萍，2002，《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观》，《中国行政管理》，第4期。

　　[作者简介]程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未来研究会一带一路专业委员会会长。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管理、文化管理。主要著作有《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人类文明史上又一次观念大碰撞》《中国科技创新体制现代化》（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