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要素分析及现实路径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历史经验来看，影响科技创新的要素包括理性宽容自由的社会环境、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研结构的构建、重视长远规划、重视制度的引导、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市场主体的实践创新能力等。基于此，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要结合实际找准定位及发展战略，打牢基础研究根基，激活企业自主创新活力，营造全社会支持创新的浓厚氛围，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积极发挥政策的强有力指导作用。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渐式微，往往会遇到发展瓶颈，再取得跨越性发展难度较大。我国突破瓶颈的方式一般有三：一是商业扩展，如推行“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二是充分挖掘未开发地区潜力，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是创新驱动，依靠先进科学技术提升生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习同志指出，“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有必要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制约科技发展的症结，剖析促进科技发展的各个要素，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科技创新之路。

　　前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速度远没有今天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制约因素：一是封建统治思想，妨碍人们对科学的探索。统治阶级只推崇有利于维护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特别是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传统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功利观和“仕农工商”的等级观，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科学的探索，到明朝八股取士和清朝文字狱，更进一步禁锢了思想，使得知识分子远离科学，创新的意识和动力不强。二是研究方式方法的缺陷，注定无法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主要来自于应用科学，实用性很强，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总结，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探索不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探究。三是功利文化倾向太重，影响创新的氛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是非功利的，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状态。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功利性太强，祖冲之费尽千辛万苦才把圆周率的小数位算到了第七位，在那个年代已实属不易，但在当时他的成就并不被周围的人所认可，觉得这个研究发明对于巩固皇权统治用处不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科技认识的转变和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国科技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科技与经济结合越来越紧密。坚持把发挥科技对经济的带动支撑作用作为改革的主线，推动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从“面向、依靠、服务”到“融合、支撑、引领”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16.5％，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二是企业自主创新动力越来越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的科技创新活动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先是将重心调整为构建以企业为中心的国家创新体系，再到进一步聚焦企业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逐步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的创新体系，有效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三是政策引导越来越有力。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通过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不断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不过对比发达国家，我国科技创新由于时间和周期较短，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仍存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

　　纵观古今中外科技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归纳总结出科技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以及影响科技创新的一些基本要素。

　　一是重视理性宽容自由精神的培养。新思想、新技术的发明和创造需要有一个理性、宽容、自由的社会环境。普遍相信科学、尊重科学，推崇科学法则和科学方法；思想行为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们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职业的选择多样化且受到同等尊重；社会可以容忍适度的冒险和创新，既赞美成功也宽容失败。理性宽容自由的环境是绝大多数人可以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创造创新的社会基石，这也正是人类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迅猛发展的关键原因。

　　二是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研结构的构建。重视基础研究是现代掌握前沿科技国家的共同特点。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起，逐步转向注重基础研究，从政策、计划、财政、金融等方面，政府不断加大引导和支持高技术产业应用研发力度，其研发经费占GDP比例（3.5%）、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比例、核心科技专利数3个指标均名列世界第一。美国为保证更多的基础研究得以发展，积极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并对科学家采取不干预的政策，由其自主决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此外，美国科技的腾飞还离不开其种类齐全、数量繁多的研发机构，特别是一些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如巴特尔实验室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重视长远规划。一个国家的崛起，离不开坚定科技发展的决心和长远战略规划的支撑。爱沙尼亚是一个人口只有130万的欧洲小国，1991年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爱沙尼亚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致力于三件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培养科技人才、鼓励创新创业。在新基建方面，爱沙尼亚从独立以来就在大力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1997年左右实现了绝大部分国土的网络覆盖，到2002年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区域免费WiFi覆盖。有了高速运行的光纤网络，爱沙尼亚开始推行数字办公，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在教育方面，爱沙尼亚推出“程序老虎”（ProgeTiger）计划，成为全球首个让小学生学习编程语言的国家。在鼓励创新创业方面，爱沙尼亚积极营造良好的科技创业氛围，公司可以在线成立、注册和管理，企业在分红前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爱沙尼亚还获得“最短时间注册新企业法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在，仅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科技经贸园区，就聚集着150多家科技创业企业，为爱沙尼亚贡献着税收和新技术。爱沙尼亚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已经翻身成为了科技信息大国，5G网络、可见光无线通信（Li-Fi）、网络政府、电子报税等各方面的数字化都处于世界领先，还孕育出了Skype、Hotmail等高科技企业，成为高度数字化的国家。

　　四是重视制度的引导。科技创新需要制度的保驾护航，美、日等科技强国很早就运用法律和制度保障科技创新及创新企业利益，激发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积极性。知识产权在美国受到宪法保护，在建国之初就颁布了专利法，极大地调动了发明创新的积极性。从19世纪后期制定“不公平竞争法”和“反托拉斯法”，到20世纪中期之后，为加快研究成果向应用技术转化，美国先后出台了《国防航空和宇宙航行法》《购买美国产品法》《拜杜法案》《小企业创新法》等法案。其中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是美国科技发展史上一部最具影响力和激励性的法律，它通过对大学科技成果权属进行改革，明确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极大地激发了大学以科技成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满足了发明人的利益诉求，奠定了美国在随后40年以生物医药和信息技术两大支柱产业为代表的科技优势地位。

　　五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市场主体的实践创新能力。人才是创新之源、发展之基。一切创新的动力,都源于人才的活力。世界上任何一个科技创新高地，都是高端创新人才的聚集地。企业一直是美国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全美研发经费75%以上，企业既是研发活动的最大投入者，也是重要创新活动的承担者和成果占有者。美国工业企业从事创新研究的实践探索较早，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通过建立自己的工业研究实验室从事研发活动，如通用电气公司成立了研究实验室专门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在研发人才、技术和制度上的积累，公司在核能开发、航空发动机、军用雷达和电视广播技术等领域均取得多项重要的创新成果。类似的还有IBM、思科，以及苹果公司等。市场主体对研发创新的重视和实践，直接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重要创新由企业研发机构来完成，研发活动变得更有针对性和计划性，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和转化率也在日益提高。

　　结合实际找准定位及发展战略。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发展也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供新机遇，同时也有可能带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必须找准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技术支撑能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既要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还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特别是要着重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建设上加大布局力度，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积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实施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行动，打造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高水平研发机构，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打牢基础研究根基。建设科技强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还不高，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到研发投入的6%，而发达国家通常是15%25%，要建设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科技强国，必须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加快培育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夯实持续创新发展的科技基础。同时，要发挥好高校作为科技创新桥头堡的作用，建立健全国民教育体系，积极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不断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着力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力。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要立足当前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完善各类创新平台技术转移功能，培育发展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鼓励企业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已有技术的集成创新。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把握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重大前沿性领域及早部署，瞄准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高标准组建企业创新研究室、企业研究中心，特别是要发挥大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在欠缺足够科研条件的地区，政府可以积极创建平台，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用互通。通过“揭榜挂帅”发布企业技术需求清单，推动重大科技项目技术攻关，持续增强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力争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中占得先机。在鼓励大企业科技创新的同时，尽可能保持对小企业的支持，使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得到维持和发展。

　　营造全社会支持创新的浓厚氛围。良好的创新氛围是创新人才、一流科研成果产生的前提。应切实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科技创新的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者的人力资本价值都能得以充分实现。大力提倡科学上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竞争精神，逐步形成鼓励研究开发上的冒险和容忍失败的文化。此外，要从小抓好科普教育，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激发青少年探究科学知识的热情，着力营造相信科学、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和自由、理性、宽容的社会文化土壤。

　　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高校资源缺乏的地区，可通过校地合作、建立知名高校分校或者引进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端研发机构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各地依托行业领军企业、相关高校或科研院所，共同建设一批产业协同育人平台、新兴产业人才培养和发展基地；资助科技企业赴各大院校招揽互联网、工程类等急需紧缺人才，定期组织高校学生到企业参观访问、实习锻炼，支持企业引进人才；通过提高待遇、股权激励，做好教育、医疗、住房等生活配套，减轻员工后顾之忧留住人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储备一批发展潜力大、专业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让科技创新和人才驱动同频共振。

　　积极发挥政策的强有力指导作用。科技政策对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是科技创新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尤其是在基础研究等方面，更应该发挥政府在财政资金支持方面的作用。积极发挥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科技研发。同时，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到企业不能为、不想为的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上去，弥补市场短板，提高创新整体效能。不断创新政策供给方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借助人工智能算法等方式，综合运用标签化匹配、智能化展示等精准推送方式，自动为企业精准匹配政策，减少申报程序，实现“不见面”申报，根据企业条件自动做到符合条件即享受。

　　新时代推进科技创新工作，既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精准发力、重点突破，更要注重从全局性和系统性出发，全面协同推进；既要立足当前、解燃眉之急，更要着眼长远、做好顶层设计，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改革韧性，不断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本文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教授；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林岳对本文亦有贡献】

　　[1][英]怀特海著、周邦宪译：《观念的冒险》，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

　　[2]王昌林、姜江等：《大国崛起与科技创新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与启示》，《全球化》，2015年第9期。

　　[3]王皖君：《找准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经济日报》，2019年07月25日。

　　[4]陈霄明：《日本保持创新活力 法律制度随行护航》，《科技日报》，2021年2月1日。NG体育电子游戏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