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电子化阅读盛行，纸质书离我们越来越远，出版社日渐声名不彰，俨然成了不为人熟知的存在。
而在百年前，这家出版社闻名全国，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
历史课本上提及的严复的《天演论》，便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实，有过英国留学经历的严复，还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名著。商务印书馆择其八种出版，称之为“严复八大名著”。
商务印书馆还有一套“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收录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民约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看看这作者和书名，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大作。
商务印书馆最为现代人熟悉的，还是“汉译世界名著丛书”。2017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120周年，曾出版一套“分科本”，总计多达700种，所收著作均为世界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
1902年，清政府废除科举，遍设学校。然而，当时的小学教材不过寥寥数本，皆模仿外国，无法满足中国教学需要。
商务印书馆见此情景，筹划教材出版，编出了《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引起争购，数月间风行全国，销售十余万册。紧跟着又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学生和教师配套的用书。
到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102种，由民营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版的就有54种，占据半壁江山。
早在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
从基础性的工具书、到初阶的教材，再到深奥严肃的学术名著，商务印书馆皆占有一席之地，堪称全能。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之际，只有3750元资本，4年后，已达5万元，增长了11.5倍；到1914年高达200万元，增长了499倍。
17年的时间，资本额平均每年增长29倍多。这样的速度，不但在国内企业少有，国际上也不多见。
鼎盛时期，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大出版机构：总人数达到4500人，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在上海、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厂，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埠设有85处分支馆，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也设有分馆。
商务印书馆还是一家庞大的社会文化企业：旗下还有电影公司、机器制造厂、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有幼儿园、小学、师范学校、商业学校、各种函授学校、夜校。
清末民初，出版行业乃完全竞争之市场，要想发展壮大，只能自力更生。这要求，经营者必须既有文化功底，又懂商贾之道。
商务印书馆的历任掌舵人皆是如此。以第二代总经理王云五为例，他既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企业家。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帝进犯淞沪，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仓库、编译所及东方图书馆先后被炸，浩劫之后，生机几失。
王云五临危不乱，以“壮士断腕”的方法，先遣散员工，省钱下来重建商务，情况好转后，再渐次召回职工。1937年，全国新出版书籍共9438种，其中商务一家即出4938种。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大多领一时风潮，水平极高，这得益于集聚了当时最顶尖的学者。
严复的《天演论》，并非商务印书馆首发。商务印书馆看到后，力邀严复出书，形成一整套的“严复八大名著”，严复后来还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的股东。
此外，著名的学者郑振铎、历史学家顾颉刚、作家茅盾、社会学家陶孟和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都曾在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发表过文章。
正是集聚了这些文化巨擘，商务印书馆得以成为文化高峰，进而立于出版业之巅。
回顾历史的长河，商务印书馆成功的另一个秘密，还在于与时代同行，将企业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了一起。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国人急需开眼看世界，汲取世界先进知识的养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恰恰迎合了市场需求。
当然，商务印书馆绝非完全出于市场逐利，自创立之始，商务印书馆便确立了“开启民智、扶助教育”的理想和决心。
虽然商务印书馆不曾标榜自己是启蒙者，但是，无论是学术丛书，还是各类教材，都悄然扮演了近代思想启蒙的角色。
《天演论》、《论法的精神》、《国富论》，一批批代表西方先进文化的经典之作，借由商务印书馆，走入国人的视野，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煌煌百年，商务印书馆始终占据着思想和文化的制高点，滋养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更为难得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商务印书馆始终保持着严肃、正派、权威，犹如一位稳重的智者，引领着人们沿着知识的阶梯前进。
ng体育官方网站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