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体育官网入口注册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代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持续转型发展，逐步走向开放、包容、立体、科学。在“第二个结合”思想引领下，大规模、系统性的文献整理与理论阐释成就斐然，古代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古代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走上学科化、学术化和现代化的创新之路。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探索，对现代文学中所蕴含的中国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研究范式和话语形态的凝练，构成了一代代研究者的叙事主轴。在构建“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过程中，研究界对“五四”的重估，对“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语言形式和审美范式的重塑，以及对中国革命光辉历程的再现等构成了主要的面向，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管窥75年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文论至今已经走过了75年的历程，其间经历了“新开端”“新变化”“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五个阶段。当代中国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多方资源，以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文艺思想为主体，在与古代和外国的文艺思想的对话中不断发展。中国文论体系的建构，在各个时期的文论教材中有着清晰的体现。贯穿这75年的文论发展历程的，始终是“人民观”这条红线。在不同的时期，“人民观”不断发展，获得了新的、丰富的内涵。
内容提要体现自主原则与原创精神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现在亟需实践论的自觉。实践论之论纲有四：一是确立文学“第一命题”中“人”的中心地位，为此而辨析历史性展开的“人学三维”，进而明确其现代化整合的精神路标；二是确认契合于中国文学特色特质的古今通观和分科跨界关注方式，在涵涉中国特色“三大体系”构建的实践探索中，以“道术不二”的实践论自觉探索难题化解之道术；三是聚焦中国当代美学“美在意象”说所提炼的中心话语“意象”，通过还原“意象”原创之际的文学理论语境，深入揭示“意象与语言一体化思维”的核心原理，并凸显关于“语言是意象之家”的中国表述之话语智慧；四是基于现实艺术生活的理论需求，提炼富有现代活力的先哲庄子“天籁”说为中国文学之艺术至境的精神标识，并在“天籁”的创新阐释中发现其作为“第二个结合”之“结合点”的特殊底蕴，基于此而进一步探询“美的规律”。实践论自觉需要不断深化和拓展的问题意识。
内容提要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在于坚守文化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摆脱外来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近代中国遭遇空前危机，中国知识体系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失落了自主性，进入学徒状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从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现代知识体系，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必须坚持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
内容提要检省中国学术共同体在百余年学科发展进程中自觉建构的史谱与成果，可以清晰发现，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常态化地呈现出附着性的特质。这种特质常被视为学科基质的固有成分，内化为学科认知中不可撼动的自然秩序，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学科的成熟与独立发展。在民间文学即将重获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独立二级学科地位的时间节点，重述自主学科建设的预警机制与自省意识，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自觉。消解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附着性焦虑，需要学术共同体在当代学科生产中开展学科共有价值的持续教育与挖掘以坚固共同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适应时代变迁需求且能够提供学科间互文贡献的范式革命。
内容提要《野草》中的“梦”常以“我梦见”开头，常表述为“我看见”，这种受主体控制的梦是这一时期鲁迅有关梦的写作中出现的新特点。这一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与鲁迅同一时期翻译的《小约翰》有关。与弗洛伊德不同，《小约翰》的作者蔼覃的“清醒梦”理论将梦理解成实在的个人经验，而不仅仅是无意识。这种新理解促使遭遇到个人与社会理想挫折的鲁迅重新思考梦的意义，并重拾不能全忘的“梦”，促生了1926年前后的回忆性写作。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命名，至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针对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首先需要区分 “史料”与“文献”、“史料学”与“文献学”等学科核心概念，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可提出：作为学术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既不能混用，也不能彼此替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分别拥有不同的学科内涵、学科谱系和研究范式，既互相影响又独立发展，很难说谁优谁劣、谁初级谁高级。“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概念源于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实践，随着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的发展而发展。不但对“史料”概念的选择与使用经历了一个从“材料”到“资料”再到“史料”的过程，还呈现出从“史料”到“史料研究”再到“史料学”的概念建构路径。就此而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学科命名，有其历史必然性。
内容提要沈从文的小说不拘常法，以求“变”闻名，尽管作品面貌万千，但仍有几个基本意象在文本中反复出现，承担着重要的结构功能，共同生成了“万变不离其宗”的“结构法”。沈从文以云坟意象，建构“爱与死为邻”的主题范式，前期“看云”姿态将风景与人事错综，叠合出“向远方凝眸”的愁绪，经由坟书写推动“风景变频”。后期云坟想象同步转向隐秘叙事，“远方”视点烛照过去的迷梦，共建了双重时间话语。沈从文深谙用“落雨”中断“看云”视域下的原叙事空间，借声音实现空间跳转或以“沄声入梦”赋形再生空间。梦境“照明”了人物主体性地位，也“区隔”了“局外人”的视域盲点，最终形成结构突转直趋死亡。沈从文在死亡结局上凸显了癫子身份与山洞空间的阈限性，并从生死转化的仪式场域寄寓“再生”主题的诗学探索。
内容提要以启蒙和革命主题解读《故乡》，或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凸现乡土精神的历史构造与叙事者自我反思的面向。在《故乡》中，叙事者对少年时代的回忆虽流露出对幼者、进步等现代价值的体认，但同时也表明了自我的局限。通过离别之际对故乡民众艰苦生活的回想，叙事者逐渐明晰了生存论的思路，并最终从感性和切身层面对闰土“崇拜偶像”行为作出新的理解。这一变化体现出鲁迅立足生命的思考路径，对于生命直觉性的体会使得他与主流的现代性叙事既互相呼应，但又有着深刻差异。“五四”前后，鲁迅围绕生命的表述深受尼采影响，对照较早时期的乐观主义，《故乡》结尾显示出由远及近、由普遍而具体的更为深沉的思考过程。
内容提要1922年，鲁迅接触到片上伸所介绍的斯拉夫主义。片上伸对“西欧文明”的批判和对“俄罗斯文明”的肯定，与早期鲁迅“评隲文明”的历史认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而片上伸从精神品格的角度对俄国革命所作的肯定，也让鲁迅此前基于直觉和常识的判断得到了确证。在深入阅读并翻译片上伸的相关著作后，鲁迅开始公开表达对俄国革命的认同，并积极翻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从而表现出了思想上的“左转”。
内容提要学界公认夏衍曾接受契诃夫静态戏剧影响而作成《上海屋檐下》，不过，夏衍尽管在文学评论中多次提到契诃夫的戏剧，但对于“契诃夫影响说”总是予以否认，宁愿称其受到曹禺《雷雨》的影响；而将夏衍誉作“中国的契诃夫”的曹禺却直接承认《北京人》就是摹仿契诃夫静态戏剧所作。以《上海屋檐下》为轴，可清晰发现夏衍的戏剧创作存在前后两次转向，分别表现为摹仿静态戏剧和将静态性本土化。借助焦菊隐的分析可以发现，从《上海屋檐下》到《心防》《愁城记》《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夏衍将契诃夫戏剧中停顿、象征性等手法内化，营造“忧郁的喜剧”的氛围，通过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结合情节剧和传统戏曲的艺术手法，形成了以契诃夫静态性为核心特点的半静态性现实主义，这也是夏衍反对“契诃夫影响说”的根本原因。
内容提要近期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文学性”讨论既是史料研究、文学批评之争的外化，又折射出史料研究所面临的学术生态危机。正视并适应当代文学学科内部业已沉淀与析离出的新的复杂性，是史料研究学者与从事文学批评学者的当务之急。有关“文学性”的讨论，也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重新定位史料的价值、有计划地发掘已故文艺工作者未刊资料、开展文学口述工作、打捞文学档案等，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至于近年来分化形成的史料派与史论派，都须下定决心“结硬寨、打呆仗”，并扣紧“文学性”问题，充分注意实证与会通的融合，才可能真正地夯实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并有效地推动古典学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内容提要长诗自注是新世纪中国诗坛的独特现象之一。长诗“自注”现象的出现，是以长诗写作的持续发展和内部自我调整为前提，涉及题材选取和语义的不断拓展、诗人主观意愿上的先锋实验追求与读者阅读期待、网络思维的影响及文体泛化这三方面的原因。回顾新诗注释的历史，其独特之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自注数量多、容量大，业已超越正文本与副文本之间的固有界限，形成一种崭新的诗歌注释形式；自注类型多，形式灵活多变，为长诗写作赋予新的结构、为诗歌注释本身提供新文本和新功能；融入多种文体成分，诗文互见，以叠加的方式形成新的文本，具有开放性的典型特征。探究新世纪以来长诗“自注”现象的意义和价值，既包括从写作的角度辨析其经验得失，又包括文献史料的视野，后者使其和文献史料研究这一学术热点结合，并得以作进一步地拓展与延伸。
内容提要张炜的《古船》是改革时期的代表性文本，虽然分享着“反封建”和“人性解放”的新启蒙主义叙事，却也展现出与新启蒙主义话语的分歧。张炜所在的胶东半岛的强大的集体经济传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表达。小说还创造了新的现代个体的丰富面貌，塑造了具有生命力、浪漫气质和占有式个人主义精神的市场个体原型，以及兼具理想和启蒙知识分子精神的沉思者个体；小说将结局落脚在更换干部、重建共同体，反映出一种对共同致富的集体理想社会的追求。
内容提要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因表达古代文学思想的需要而产生，包括词语系列与语句系列两方面内容。前者由范畴、概念、术语构成，后者由命题、辅助性句子构成。范畴是蕴涵古代文学观念的最重要词语，命题是表述古代文学思想的最重要语句。由于范畴以“词”的形式存在，古代文学思想的表达、阐释只能以命题为主要话语形式。范畴、命题既有本体属性、语言形式的根本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二者作为古代文论最重要的话语形式，共同完成了传承古代文学思想、建构古代文论体系及话语体系的使命，既是探索古代文学思想奥秘的重要路径，也是创建当代文论话语的重要资源。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之后，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西方“虚构性叙事散文”的小说观念遮蔽了中国本土小说的“本来面目”。而有学者在建设“非西方”的中国小说理论过程中，受西方理论影响，又造成了以“共享的虚构”理论解释唐传奇的“真实性宣称”现象的偏误。实际上，早期中国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间并未形成虚构契约，也无“共享的虚构”，这一文体契约是到宋代才开始形成的，并在明清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这又说明“虚构性叙事散文”的小说观念是有本土的内生依据的，并非完全从西方引进，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并未完全被西方小说观念所笼罩。这启示我们，必须对中国小说观念史及其历史文化场景进行“细描”，才能明辨历史与理论之间的间距，得出符合中国小说历史文化语境的洞见。
内容提要1935年，流亡俄国的布莱希特观赏梅兰芳的访苏演出，以此为契机完善了其20年代便已酝酿的“陌生化”理论，并初次正式使用了这一概念，其间的互渗关系呈现为戏剧跨文化交流中观念的动态“流通”。然而布莱希特对梅兰芳的评论文章分为1935年的初稿与1936年的修订稿，体现出对戏曲程式从扬到抑的态度变迁。初稿中，布莱希特称赞程式“传承”与“改革”的两大功用，一方面是受到中方舆论的先期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他从自身出发对“史诗剧”及“姿态”论的“再次发现”。1935年底纽约排演《母亲》的惨淡经历以及“斯氏体系”的猛烈冲击令布莱希特更为强调戏剧的政治性与批判性，修订稿也转而批评戏曲程式中教育性与社会性的缺乏。布莱希特的观念转变使其与张彭春、梅兰芳之间出现了文化错位，双方均标举“现实主义”，但其锋芒一指向“自然主义”，而一指向“象征（主义）”，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与走向世界的不同路径。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意义的“人民性”文论思想萌发于20世纪初期，确立于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人民性”作为文论概念却主要源自俄苏文论。1940年12月15日铁弦编译的《最近苏联的文艺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界首次将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转译为“人民性”的标志性文献。它的背后是20世纪30—50年代俄苏的“人民性”文论话语译介到中国的两次高潮。这两次译介高潮对50—7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最重要的积极影响是：这种译介厘清了“人民性”文论的理论内核，既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文论的理论基石，也与《讲话》的人民立场形成理论互证关系。消极影响在于：译介的俄苏“人民性”文论话语机械地理解“人民性”的阶级内涵，窄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人民性”的意涵。
内容提要基于审美否定性这一现代美学的核心概念，韩炳哲重新树立起救赎美学的旗帜。韩炳哲对同质化的批判深入到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他一方面基于否定性确立审美经验的自主性，努力激活自然、遮蔽、创伤、灾难等否定之美；另一方面他充分发挥审美否定性的主权效应，将其视为扼住普遍同质化倾向的刹车。最后，他将逗留的瞬间视为美发生的时间，认为审美瞬间通过否定短暂易逝的原子化时间带来凝思的生命时间，而成为维持审美否定性、实现审美救赎的时间性基础。韩炳哲的救赎美学促使我们基于现代性危机重视审美经验的否定性价值，反思和矫正审美话语的平滑化发展趋势。
内容提要都城是一个国家政治与文化的重要表征。东汉京都赋在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对比中，书写了东都洛阳的地理空间、王权空间、礼乐文化空间，体现了东汉京都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特征。东汉京都赋继承与发展了西周初年对“天下之中”洛邑的书写，揭示了洛邑为“天下之中”的丰富内涵。光武帝“思和求中”，定都洛阳，是西汉稽古思潮下对“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制的政治实践，标志着洛阳为“天下之中”这一集地理、政治、文化、民族于一体的地理观念在东汉的确立。
内容提要义熙元年（405），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返回家乡隐居；永明十年（492），陶弘景上表辞禄，退隐句曲山。同为六朝著名的隐士，唐代以后，随着经典作家、典范人格地位的确立，陶渊明的隐名日益显赫；陶弘景作品散佚，隐名下降，逐渐固化为单一的道教徒形象。延至今天，研究者注释元稹《归田》《东台去》《寄隐客》诗中的“陶君”时，本能地想到陶渊明辞官归田的事迹，全然忘记了在历史长河中曾与之并驾齐驱、熠熠闪耀过的另一位陶姓隐士。陶渊明及其诗文的经典化遮蔽了陶弘景的光芒，这主要表现在：陶弘景“字通明”被误题作“字渊明”；陶弘景的事迹被张冠李戴至陶渊明身上；陶弘景备受重视的隐逸面向被慢慢忽略遗忘。
内容提要王世贞写作的刘基传记，包括撰于嘉靖的单篇初稿，以及晚年合传刘基、王阳明和于谦的定稿。相较前者，后者取材回归《行状》，且明确将刘基塑造为事功文臣，这种修订不涉及史料真伪的判断，而是与嘉靖至万历间从祀话题的变动内在呼应。受嘉靖朝刘基从祀太庙的相关议论影响，王世贞初步设想了从祀体系，并撰写了众多本朝文臣传记。隆庆、万历朝王阳明等人从祀文庙后，王世贞有意识地写作合传，尝试将事功作为沟通两庙从祀的桥梁，并榫合事功与文章，从而与阳明弟子的从祀构建、官方的事功标准形成对话。还原王世贞的写作微旨，有助于重审他的价值世界，厘清“事功文章”对后期复古派文人的独特意义。
内容提要“方、刘、姚”文统的形成渊源有自，成型后又变动不居，呈现出鲜明的层累性和渐进性。乾嘉时期，以“方、刘”并举为先导，“方、刘、姚”文统走向前台；嘉庆后期以迄晚清，“方、姚”并称蔚然流行，成为道咸以降各类文统的轴心，而姚鼐的声望逐渐超越了方苞。与此同时，张惠言、恽敬、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与吴汝纶等先后跻身其间，短暂或长久地分享了正统传人的荣光。文统及其变体的创生和演化，与建构者的思维方式、地域文化情结和师承渊源直接相关，也与时代学术风气压力与不同文章派别的挑战等外部因素存在联系。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光辉时刻，我们特设“新中国文学研究75周年专栏”，旨在回顾中国文学研究走过的辉煌历程，探讨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专栏汇聚了三篇力作，期待能展现新中国文学研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康震《文学史观的转型重塑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文，深刻剖析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进展。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力量。通过大规模文献整理与理论阐释，古代文学研究逐步走向学科化、时代化和现代化，形成日益完善的自主知识体系。文章强调，学术论争和学术史、文学史的反思总结意义重大。陈寅恪、钱锺书、傅璇琮等一代代学者的创新研究，推动文学史观的转型重塑，突破传统研究格局，为古代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形成具有中国自主特色的学术风貌。在“第二个结合”思想引领下，学界持续深化相关少数民族与域外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话语、理论体系，涌现出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成果。
吴晓东《“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探索历程》一文，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构建历程。文章指出，现代文学研究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评价，更是对时代精神的提炼和升华。通过对“五四”文化思潮的重估、对“现代民族国家文学”语言形式和审美范式的重塑，以及对中国革命光辉历程的再现，现代文学研究展现了其多元化、系统化的发展轨迹。吴晓东认为，现代文学既是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体现，也是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结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凝练出中国独特的文学经验和话语形态，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现代文学的先锋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也是其显著特征，既追求艺术创新，又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命运。通过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入探索和重估，文章明确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呼唤现代文学研究的创造性、总体性以及未来性。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宏大背景下，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深远意义和独特价值。高建平《从多重侧面看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一文指出，75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经历了从“新开端”到“新时代”的不断演进，以从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文艺思想为主体，与古代文论精髓、西方文论中的先进理念不断融合与创新。中国文论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自身内涵，也推动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批评实践的紧密结合，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论始终贯穿“人民观”这一核心主线，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回顾过去，中国文学研究在各个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也为未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展望未来，中国文学研究将面临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复杂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迅猛进步，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与学术创新、拓展研究领域与学科交叉、加强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承、推动学术普及与文化传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新高度、开拓新境界。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呼吁学界同仁携手共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共同书写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篇章。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文学的力量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