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上海出品的电视剧《人生之路》正在央视播出，该剧部分取材于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并在路遥故乡榆林市清涧县取景。
《人生》是路遥的经典中篇，首发于《收获》1982年第3期，作家毛尖曾用“风靡中国大陆”来形容这部1980年代的作品：“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费金一样，人名变成了词汇。一个男青年，离开故乡进城，在城市里积极奋斗，城市女朋友立马把家乡的姑娘给比了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站稳脚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送回了原地。这样的男青年，我们统一称他为：高加林。”
四十多年后，电视剧的播出也让不少观众开始阅读或重温原著小说。“某种程度上，《人生》写的是路遥自己的人生经验。”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就《人生》和路遥的人生之路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在他看来，《人生》是路遥文学成就最高的中篇小说。通过小说《人生》，我们能够感受到路遥对人生和文学的庄严，以及对生活和人的爱意。
李建军：空前的轰动。很多人尤其是农村底层青年，看得失声痛哭，因为这篇小说揭开了他们心里被长期掩盖着的伤疤。很多作家，比如莫言、阎连科，看《人生》都深受触动。那一代作家很多都是农家子弟，高加林就像他们“精神上的亲兄弟”。高加林的命运象征着当时所有农村青年的命运。
另外，小说还写到纯粹又美好的爱情，所以不管是农村青年还是城市青年都很喜欢看。《人生》出版以后，路遥成为1980年代初中期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作家。紧接着有了吴天明导演的同名电影，朴实、真诚又有感染力，让高加林成为观众街谈巷议的人物。
李建军：在1980年代初期，从题材到主题到作者的情感态度，《人生》都打破了原来僵硬的模式。在它之前，我们很少关注个人的境遇和生存状况，我们总是把个人融入整体，农村青年的个体经验也是被严重忽视的，或者说，是用一种宏大的叙事把个人的经验淹没掉了。路遥的《人生》第一次深刻表现了高加林个人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困境里的遭遇。它是“新时期”第一部表现个人命运或者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人生现实主义”杰作。
另外，从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的角度看，路遥在《人生》里用了空前成熟和自觉的方法来展开叙事和塑造人物。过去小说家写生活都是单向度、简单化、脸谱化的，好人和坏人泾渭分明，但路遥塑造了一系列复杂的人物。比如高加林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方面你恨他，觉得他抛弃了农村姑娘刘巧珍，忘恩负义；另一方面你又同情他，觉得他也是生活中被动的角色。
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户籍制度。我国在1958年1月公布了户籍制度管理条例，确立了“城乡的二元结构”这么一个户口制度。农村户口不能转成城镇户口，这就意味着农民身份固化了——生下来是农民就永远是农民了，既不能随便迁徙，也不能到城市里去生活。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从1958年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再到现在，户口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严重的户口歧视和身份歧视了。
在原著小说里，《人生》既是高加林个人发展的悲剧，也是一个爱情的悲剧，甚至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李建军：某种程度上，《人生》写的是路遥自己的人生经验。1949年路遥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所有高加林遭遇的这些他都遭遇过。他还是“男版刘巧珍”，因为他被女朋友抛弃过，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冲动，后来想到自己还那么年轻，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时农民离开农村的过程非常艰难。在“文革”期间，路遥作为造反派“红四野”的军长，通过“三结合”到县里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在乡村社会，那是一个高级别的干部，但他依然是农民身份。后来“三结合”这一领导组织被解散以后，他又回到农村当起了农民，ng体育官方网站就像小说中高加林到县城工作最后又被遣返回农村的经历一模一样。
所以他写《人生》是切实地将他自己的、朋友的、亲人的人生经验都汇聚在一起，有现实生活依据，而非凭空虚构，这也是路遥小说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贴着自己的人生经验来写。现在胡编乱造的作家太多了，但路遥的小说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一种很强的真实感，你一看就会被吸引、被感染、被说服。
李建军：意义巨大。在《人生》之前，路遥在“文革”时期也发表过十几个短篇小说。“文革”结束之后，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叫《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第二部中篇小说叫《在困难的日子里》，我认为这篇小说标志着路遥整个写作的转向，即从不成熟的虚假权势英雄塑造转向讲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故事。《人生》是他的第三部中篇小说，也是他创作成就最高的中篇小说。发表了《人生》，路遥就成为最重要、最著名的当代作家之一。
李建军：路遥的悟性和文学天赋很高。他写《人生》时才三十出头，但他对生活、人性、文学的理解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说他是天才都不过分。
我认为《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话是路遥所有创作的精神纲领，他说：“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应该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路遥懂得爱的哲学，字里行间表现出他对生活的爱和对人的理解。爱的能力比写作本身的能力更重要，爱的能力的培养也比写作技巧的培养更难，路遥完成了精神与情感上的自我启蒙，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路遥的写法没有什么新奇的技巧，就是采用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但是能让人读懂，能吸引人，感染人。路遥说过，他“要把笔磨钝了写”。笔本来是很尖利的，你可以写得华丽、漂亮、炫目，但路遥就是要磨钝了写，很朴实。现代主义的那些时空交叉、意识流等等技法，路遥都会，但他觉得那些离读者太远，容易给读者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障碍，所以他不用。
澎湃新闻：中国当代文学史对路遥的评价一直不算特别高，但他的读者群是非常庞大的，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李建军：我想这或许是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价值尺度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的文学趣味教育出了问题。现在大学里教书、编教材的人，很多是受1980年代文学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在他们的观念里，文学就应该是先锋的、现代主义的、奇特的。所以为什么对路遥评价不高？因为路遥的作品很朴实，没有任何陌生化的、奇特的东西。
但我觉得路遥就是在方法和内容的朴实和普遍意义上，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创作。托尔斯泰的作品也并不华丽，莫斯科大学一位俄语文学教授给托尔斯泰作品的语言打分很低。路遥受托尔斯泰影响很大，他是那种真正具有泥土气息的作家，用有温度的语言来写人和生活。为什么普通读者看《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一看就能看进去呢？因为他用的是那种最朴素亲切，也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文学并不是让我们去猜谜的。
李建军：文学其实是人和人之间诗性的交流方式，文学追求的效果应该是让大家能够理解，能够被感染、被说服，让大家觉得文字既亲切又有魅力，这是路遥的创作给我们的最深刻的一个启示。文学作品只有首先让读者理解和喜爱，才有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作品。
澎湃新闻：回到小说本身，高加林的选择一度引发了国人关于人生道路的大讨论，你认为“高加林难题”在今天是否有被重提的价值？
李建军：高加林面临的其实是一个人生困境。人生困境是每一个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的，只不过每个人面对的具体问题不一样。
对高加林来说，他的困境来自城乡户籍制度，但这是一个他个人无解的困境。所以我们对他道德上的任何责备都是没有意义的。以高加林的素质和能力，他完全能在县城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但他面临着一个跨越不过去的障碍——他是农村户口，他不是城里人。
现在的“90后”“00后”也会面临“留下”还是“出去”的选择。如果是农村青年进入大城市，也要面临自己和在城里长大的人“不一样”的困境。今天的北上广也有来自农村的高加林，很有才华，或许爱上了城里的姑娘，但是家里很穷，一套房子都买不起，最后只能分手。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生遭遇，也是高加林悲剧的延续吧。所以，四十多年后，我们依然会被高加林打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