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容早年的写作，无论是诗歌或散文，都很忠实于她对生活的记录和感悟。而且，她还偏爱在篇尾留下写作的年月日以及地点，对没有留下回忆录的她来说，这或许是后人探寻陈敬容人生之路的路标。
1949年以前，除出版了《安徒生童话选集》、《巴黎圣母院》等数种译著，陈敬容出版了三本创作文集，先后次序是1946年11月《星雨集》（散文）、1948年5月《交响集》（诗歌）和1948年11月《盈盈集》（诗歌）。《盈盈集》和《星雨集》由作者同时在重庆编成，交给了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散文集先行面世，诗集《盈盈集》则因经费故晚了2年。《盈盈集》的写作区间是1935至1945年，《交响集》则写于1946至1947年。但《交响集》出版在先，所以，就诗集出版而言，《盈盈集》屈居第二。这一点，就连很熟悉她的老友唐湜也屡屡笔误，总将《盈盈集》当作是陈敬容的处女诗集。
1932年5月，15岁的陈敬容不告而别，与县女子中学临时代课的英语老师曹葆华一道离开了家乡。船行至万县，由其父陈勖和县女中联署的快件给当地主持军政的同乡，遂被拦住。陈父赶至万县，将女儿带回。曹葆华被羁押数日后得以继续北上。陈敬容的一首诗歌习作《幻灭》被曹带至北平，发表在当年的《清华周刊》上。该诗的最后一句是：“叹息我从未翻起过一朵浪花的平凡的生命。”
陈敬容的诗歌，几乎是她生活的镜子，如果再宽泛一点，也可以说她的散文是诗歌的备注。她的每一段情感，都有文字与之对应。我们可以清晰地根据她的诗歌，找到陈敬容人生重要的地理坐标，如北平、兰州、重庆磐溪、上海。她的诗歌，几乎完整地展现了一个少女到成人的成长历程。在她的诗中，可以读到她的喜怒哀乐。陈敬容的诗歌，仿佛是她所在那个时代的一滴水珠，盈盈的，折射了那个跌宕不已的时代。她的诗集，也是她一生的情感编年史。
从万县返平的曹葆华，进入清华研究院。当年11月，他在北平新月书店出版了诗集《落日颂》，扉页赫然印着：“给敬容，没有她这些诗是不会写成的。”这些诗，无疑是昭告天下的爱的宣言和呐喊。陈敬容爱诗、写诗的引路人，为曹葆华应该是确定的。
1935年2月，陈敬容再次离家，独自跑到北平。因经济原因，未能继续求学，但被曹葆华带进了文学的圈子。对她写作上影响很大的何其芳、十多年后给她出版了2本书的巴金，乃至“九叶派”中的辛笛都认识于当时。陈敬容的作品，最初发表在《清华周刊》和《北京晨报》的“诗与批评”专栏，都是曹葆华引荐或直接编发的。
1937年，因“七七事变”爆发，曹、陈一起回到成都。据曹葆华在成都南熏中学的学生许伽回忆，曾在1939年一个星期天，看见曹老师和一位女士在书店里边看书边低声说笑，“这位女士穿件黑丝绒旗袍，手里拿着一块白手绢和红色小提包，脚上穿的是黑色半高跟皮鞋。”
如果许伽的记忆可靠，那画面的确生动。陈、曹分手于是年春天，不久，陈结识诗人沙蕾，并远去兰州。而曹，则奔赴延安。虽然在以后的岁月中，曹葆华依然写诗，但他最终的身份，停格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上。
陈敬容到兰州后，与沙蕾先后生育了两个女儿，这一时期的生活大约是困厄不堪的。该时期的诗作，被她自己筛选后编入了《盈盈集》第二辑《横过夜》中。她当年写的诗句：“我们在雾中穿行，在雾的深林。”应是那一段生活的写照。
1945年1月，她只身逃离兰州。数日后，她的小女儿病殁。兰州日子，在陈敬容不多的文字回忆中，是晦涩和痛苦的。或许也曾有过少许的亮色，比如认识了诗友唐祈，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在她生命中也占一席之地的人物。
陈敬容辗转跑到了重庆磐溪，似乎卸下家庭重负的她，恢复了写作的热情。她和巴金、何其芳恢复了联系。并由顾颉刚介绍进入重庆文通书局。当时，臧克家接替病故的谢六逸主编《文讯》，陈敬容认识臧克家或于该时。1946年，陈敬容被文通书局调派上海，她在《大江东去》一文中对此次旅行做了白描式的叙述。先买舟东下，船至南京，换乘火车。她在夏日的一个十点半的夜晚，抵达上海北站。先去找一个朋友，因弄堂大门关闭而不值，后被三轮车拉到四川北路一个旅馆，在一个四楼的房间里，度过了在上海的第一夜。陈敬容的女儿沙灵娜曾经写过一篇《怀念妈妈》的文章，在其中得以获知更多的细节。那一次，是沙蕾带着女儿坐了军用飞机，赶到重庆，找到了陈敬容。上海之行，是至少三人一起同行的。文中写到，到了上海不几日，陈敬容“客气地”道别，再一次离开了。
离开家庭的她，住进了女友的亭子间，直到2个月后无法居住，才慌忙地找其他住处，这种窘迫和仓皇，都被她仔细地写进了文字。据沙灵娜透露，陈敬容生前是有写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愿望的，但终于未写，留下了遗憾。从发表的散文看，她也是有写日记的。这些日记，不知道下落如何？不然，那收留她的女友、那救急带“长者风”（陈敬容语）的男性朋友都将一一揭晓。对于上海，陈敬容当然是有期待的，她写过这样的句子：“现在我生活在上海，呼吸在上海了。愿它能给我足够的，好的空气。”
臧克家所编的《文讯》是由文通书局出版的。不知是否因此机缘，陈敬容结识臧克家。她从文通书局退出后，专注于翻译和写作，同时，和曹辛之们先编《诗创造》，后编《中国新诗》。《中国新诗》丛刊，即是当下被称为“九叶派”的诞生血地。
陈敬容对诗刊的编辑，投入极大的热情。方敬名列编委，即是由陈敬容去信邀请的。唐祈来沪，也是陈数次飞函的结果。甚至“九叶派”在北方的几位，也是由陈串联约稿的。唐湜回忆，陈敬容、唐祈和他，经常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咖啡店与曹辛之碰头，讨论编辑事项，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中国新诗》的编辑核心。曹辛之从自忠路的出版社走到公园，大约也就几分钟的距离。
星群出版社所在社址，也是曹辛之的家，先是上海西门路60弄43号，到了1949年1月，我们从出版物的版权页可以得知，地名已经改成自忠路60弄43号了。如今，这个叫福源里的百岁石库门弄堂已经在旧城改造中呜呼哀哉了。
作为诗歌流派的九叶派是以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为标志的，斯年已降，评论家文章不断，为建设九叶派大厦添砖加瓦，殊为可观。这本当年好不容易出版的诗集，催生和追认了现代文学史一个平地而起的诗派，估计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九叶诗人的同代人杨苡曾将一本诗集变出了一个诗派,视之为“神话传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注九叶诗人，不应漏掉蒋天佐，他在《中国新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诗与现实》的文章。当时他应与陈敬容已建立了恋爱关系，但作为地下党文委的成员，他的支持无疑有着更深一层的价值。他甚至约来了冯雪峰纪念朱自清的稿子《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曹辛之回忆，蒋天佐当年不仅帮助审稿、组稿，甚至还下工厂看校样。就在蒋天佐不得不离开上海之际，他还拜托冯雪峰关心这本小小的诗刊。
多年以后，蒋、陈早已劳燕分飞，但他依然关心着九叶诗人们。《九叶集》出版前命运多舛，出版后也闲言碎语不断。这时，蒋天佐写的《读〈九叶集〉》一诗发表在了1982年2 月26 日的《人民日报》上，虽然只有十二行，但收效颇大（曹辛之语），章品镇给曹去信，云：“蒋天佐同志大作发表，虫鸣声大大减少，甚至有人出来说好话了，线年后，蒋天佐和陈敬容离婚，原因不详。陈白尘是蒋的老友，新中国成立后不相往来，但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和蒋相逢，各自叙述数十年不见的际遇，蒋曾面对老友，“源源本本倾述出他的冤狱的经过。”陈白尘说：“我也才如梦方醒，知道人间竟有这样的冤狱！”
陈敬容对自己的情感经历，应该是抱有“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宗旨，因此在表达上极为克制。即便是对自己的生平，陈敬容也没有刻意留下回忆文字。沙灵娜说：“妈妈不很喜欢谈自己的事，因此有关她的生平，我们了解得不多，只知道一些片段。”而那，本应是现代文学史的一部分。当风雨过后的1978年，曹辛之、唐湜、唐祈在北京不期而遇，并相约一起造访住在法源寺破败廊庑中的陈敬容。当青春的火焰不再，友谊仍如温暖的柴炭。执手相望间，相信渡尽劫波的老友们，彼此都会有隐忍的泪光……
陈敬容的骨灰，依嘱一半留在北京，另一半则回到了当年她誓死也要离开的家乡——乐山。乐山盛产各种海棠，花开季节，满城锦绣。海棠没有香气，一身傲然。在没有花的季节，海棠的叶子仍然是美的。九叶派屹立于世，他们应该是树种不同的乔木，高大、独立，远远望去，那“树叶的碧意是一个流动的海”（陈敬容诗句）。陈敬容犹如一棵海棠，开着如浪花一样的花、结小而结实的果、长翡翠一样的叶……
从15岁豆蔻年华就喟叹“从未翻起过一朵浪花”，到历经波澜的78岁，陈敬容人生的浪花在1989年严冬、北京宣武门的陋室里渐然平息。能记住她名字的人都知道，那浪花曾那样奋勇地盛开，飞得很高，盈盈地、盈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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