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一部词典手稿，既无标题、署名，也无序跋之类，编号为Jap Sin I 198。词典正文计120余张纸页，双面书写，另附补遗十余张；所收葡萄牙语单词和短语约六千多条，其中半数以上写有中文对应词语并加标拉丁注音，故而称为《葡汉词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此稿距离完工尚远，但已颇具规模，辞书应有的格局也已呈现：页面分为三栏，左栏书写葡语词目，按字头、音序排列；右栏由中国人书写汉字，多为葡语词的意译，间有西士补写的字词；中间的一栏留给注音，尚不标注调号，也不区分送气与否。开头的几页，在第三栏的右侧还写有意大利文的对应词，显系后手补书，无碍原有布局。
德礼贤认为，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欧汉双语词典，出自第一代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编写于1583至1588年间。后继的研究者如杨福绵，以及本世纪初将《葡汉词典》手稿影印出版的魏若望，都倾向于把罗明坚、利玛窦视为撰著者。质疑者则猜测，实际著者另有其人。四年前，在台湾召开的一次汉学研讨会上，康华伦提出，编撰者可能是葡萄牙行商或航海家。旧说要有两大疑点：第一，罗明坚、利玛窦都是意大利人，平时习惯用母语写作，为何要用葡文编写词典？即使不用意大利文，最有可能使用的也应该是传教士们都通晓的拉丁文。第二，倘若著者是传教士，为何《葡汉词典》中不时出现粗俗词语，同时，航海、商贸用语相当丰富，而宗教、哲理、学术方面的词汇反倒不多，希腊—拉丁语源的文雅词目更是罕见？
第一个疑点与历史条件有关，而同样着眼于历史条件，我们恰能为两位意籍教士为何使用葡文觅得理据：在16世纪后半叶欧洲与南洋、东亚的往来中，葡萄牙明显占据优势；在海上以及商贸口岸，葡语比其它欧洲语言更为通行。明末最先航行至南洋、与闽粤人通商，并在中国沿海建立定居点的正是葡萄牙人。纵然不是葡萄牙人，例如16世纪中叶航抵日本、探道中国的西班牙耶稣会士沙勿略，也是随葡国使臣东来；同样，罗明坚、利玛窦也都是从里斯本出发，搭乘葡国商船前来中国，以澳门为跳板进入肇庆。所以，如果一方面想求诸通行，一方面欲向葡萄牙人示谢，使用葡文作为撰述语言应是一种合乎时宜的选择。
第二个疑点则关系到词典本身，要想予以澄清，须从头至尾细考文本。通读全篇、逐条梳理之后，我发现：粗俗不雅的词语确有一些，然而宗教词汇远为丰富；航海、商贸用语确实相当多，但涉及刑律、渔猎、农牧诸方面的词语也同样多；古典语源的文雅词汇虽然稀少，在对一些葡语词目的扩展说明中却频频使用拉丁文，———这种做法足可昭示编著者的学问背景，在以往的研究中却被忽视了。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和考察所得，我想可以在康华伦之说的基础上继续推断：《葡汉词典》的原编者是葡萄牙俗人，词目可能取自某一两本现成的葡语词典，并且根据行业和社会的需求有所增删。后来稿本为通葡语的传教士转抄，遂添加了更多的宗教词汇；而使用拉丁词语，对数十个葡语词目加以补释，想必也是传教士所为。这些是否就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贡献尚难断定，但最后研读、加工并保存此稿的正是某一两位意大利教士，因此词典头几页才会多出一栏意大利文的对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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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一种语言所在时代的方方面面。《葡汉词典》含有两套词汇，分属葡语和汉语，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映现出的是一中一西两幅不同的生活画面？从另一角度看，这部词典是葡汉对译的结果，欧洲撰著者和中国合作者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在译释某些词目时应该还作过讨论，所以，即便是两幅全然不同的画面，也有可能因为双方的交流而变得局部接近，在语言表达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那么，画面不一在哪里，同一又表现在哪里呢？
为此，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词汇按语义划分为若干类，好比把画面切割成若干块，放大开来逐一比较，以见异同。下文列举词条，凡原稿所见的汉字，繁体、异形悉从原写，并用双引号括起，以别于葡语词目的今译。所列葡语词均为中古拼法，大小写也均从原稿，不暇说明。
首先，不难看出《葡汉词典》是一本普通的语文词典，它所收录的主要是日常词汇，而非专门术语。就指称自然、人体、动作、行为、品性、质地的一大批普通词语来看，《葡汉词典》显示的画面在葡语和汉语中大抵是一样的。
日常词汇甚多，这里只挑若干来讲。先说说数词。康华伦提到，《葡汉词典》上有些数词条目非常随意，如Quatro noites“四夜”、Catorze mil“一万四千”之类，进而质疑：何以不收更多的数词。我马上想，在任何一种语言里，数词都属于基本词汇，编词典者恐怕不至于忽略。果然，《葡汉词典》上除了零之外，个位数都有相应的数词；十以上、百以内的复合数词漏过颇多：有“十二、十四、四十、五十”，其余均缺；序数词只有“第一、第二、第八”，余缺。有一组用介词连接的数词短语，如De dous em dous（两个两个）“一双一双 对”、De sete em sete（七个七个）“七箇一起”、De cento em cento（一百一百）“一百一百”等，似乎与做买卖时点计物件或钱币的方式有关。
日常词汇里，有些上不得台面，却是生活中绝对离不开的，例如Orinar（排尿）“小便”、Merda（粪便）“糞 屎 大便”、Pejtar, crepitar（放屁，噼啪作响）“放屁”。这类词语在中西语言里也基本等值，对译起来较容易。能否以收或不收这一类词为准，来判别著者的教育程度或行业背景呢？恐怕不能。这类词语见录于语文词典很正常，再高雅的西洋人，来到中国也得知道这类事情用汉语怎么说。
有伤风化的现象，古时欧洲和中国一样常见。有些表达能对应，如Putaria（妓院）译为“嫖院”，Al?鄄coueitar（拉皮条）译为“忘八 烏亀”。Molher casada（已婚女子）译为“婦人”，对应相当精准，而紧接的一条Molher solteira（单身女子）对译以“婬婦 賤婦”，记下的可能不止是中国人的陋见。古时西方人一样不待见女子独身。另一词目Solteira（未婚女子）的译法尚能中性，作“没有丈夫 寡 無夫之婦”。Puta（娼妓、贱女人）译为“婬婦 泼婦 賤婦 怨婦”，前三个词为中国译者所书，末了一个由西士补写，想必是从某本中国书上读来的。再看词目Abariguado（姘居的），译为“有妾”，混同了两种不同的男女关系。是译者有意要等同起来，还是因为他不觧葡文而出了错呢？中国人不能容忍姘居，西方人视取妾为恶俗。假定这位译者已入西教，在他眼里取妾与姘居就会没有实质区别，属于同一类罪孽。
宗教词语是一个显著的大类。康华伦觉得不好理解，何以会漏收一批重要的词，如Deus（上帝）、Je?鄄sus（耶稣）、Maria（玛利亚）、Evan?鄄gelho（福音）等。细读之后，我发现有些词目的确没有；有些虽不自成条目，却内含于其它词目；有些条目其实见于词典，只是一不当心容易看漏。Deus、Maria未立条，但有词目Poderoso deus（全能的上帝）、Auemarjas（圣母经）。上列宗教词语都只列有葡文，没有写出汉语对应词。这样的词目还有一大堆。
列出的多，译出的少。即使已译的，大都也是移用现成的汉语词，如Igresia（教会、教堂）译为“寺”，Padre（神父）译为“僧 野僧”，Freyra（修女）译为“尼姑”， Santo（圣徒）译为“仙”， Paraiso terreal（尘世天堂）译为“天霆”、“佛國”， Mortorio（葬礼）译为“做功德”。倘若不解葡文，单看纸面上的汉字，我们眼中便是一派佛道间杂的中国景象，把西教严严实实遮盖起来。
Saluador（救世主）尚无合适的译名，而以动宾式“救他”来对译。真正译出并得到沿用的宗教词语没有几个，如“地獄”、“十字”、“教門”，依次对应于Abismo（地狱）、Crux（十字）、Seita（教派）。综上，可知相关词目的确立和译释发生得相当早，似在罗明坚、利玛窦撰著《天主实录》（1584）之前。
航海用语也构成一个大类。这方面的词语异常丰富，泛泛地说可以归因于时代交通方式，况且那时葡萄牙是海上霸主，葡语词典里出现大量的航海词汇在意料之中。
名词及词组，如Armada（军舰）“兵船”、Nao d’armada（战舰）“戦舡”，各类舰船的通称和具指尤其多，译名不易准确。此外如Cousa de nao（船用器物）“舡器”、Estaleiro, porto（船坞，港）“湾裡頭”、Cosairo（海盗）“海賊”等，多能对应。从汉语方面看，对应于Agulha de mariar（指南针）的“羅經 指南”已是普通词，一般人也会知道，而Carta de marear（海图）的对应词“針簿”则是专业用语，非内行不能译出。Saluaje（无主之物）一词虽然译得俗，作“野東西”，意思还是准确的。
动词有Engolfar（驶出港湾）“上大海”、Ancorar（下锚）“拋椗”等。把Desembarcar（卸船）译为“搬上崖”，是对搬运情景的具体而真实的描绘，仿佛译释者就在场。
形容词如Nauegauel（适合航行），译成“海路平安”，意思倒可通，只是把客观条件变成了主观祈愿。
更专门的是一些结构松散的短语条目，有过海上历验者才会想到收录：Dar a vela（张起帆）“扯起篷”、Amainar a uella（收帆）“下蓬”、Encalhar d’embarca ?觔o（船只搁浅）“舡閣了”。
有两点与宗教词汇堪成对照：一是未译出的词目很少，如Barco（小船）、Barcada（[量词]一船）、Dar adriza（扬帆、升旗）；二是凡译出的词目，葡汉表达大部分能对应。古代中国人不乏远航的实践，相应的词汇也不缺乏。尤其到了明代，民间商船航行至南洋诸岛已属平常。
如今称人趁钱，或自谓富有，常说“有车有房”。回到五百年前，葡语的说法是“有船有房”，录于词条Feitar da nau e casa（既有船又有房）；汉语对应词更可玩味，是极自由的意译，写为“財付”，即财富。船泊和住房并重，一同视为富裕的标志，似乎最有可能是海商的思维。Aluidrar（提议、建议）和Aluidrador（提议者、建议者）这两个词，并不纯是商贸用语，却被理解为“打價 講價”、“打價的”。Industrioso和En?鄄dustrioso（勤奋、能干）实为同一词，拼法小异而已，但分别立条，前者解为“會做買賣”，后者译作“善於貿易 會做生理 會佐買賣”。此公三句不离生意经，纵使不是生意人，对做生意也颇热衷。
商贸词汇不仅多，而且涉面广。像Liquidar（结算、付清）“筭明了”、Aluguar, dar lo aluguer（出租 租给）“税他”、Apenhar（典当）“做當”等动词， Praxa（市场、集市）“市頭”等名词，以及介词短语A mayor ualia（以更高的价格）“髙價”、De contado comprar（用现钱买）“現買”，是普通人也会用到的词语。但Fazer facenda（做生意）“添貨”、Faz?鄄er cabidal（积累资本）“本錢”、Aluara（许可证）“劄付”等，则比较专门，不是买卖人用不大上。
Dar a refens（抵押）译为“做當”；Pinhorar（扣押）也译为“做當”，其下还有同根的名词条目Pinhoro（扣押、查封）“當頭 案頭”。执行查押的是官家，具体说是“抽分厰”，为Alfamdigua（海关）的对译。今杭州上城区仍有地名“抽分厂弄”，系明朝税收机构的遗名。
涉及刑律的词目之多之细，同样令人瞩目。先来看几个大概念：Lej（法律）译为“法度 律 紀 綱”，Dereito ciuil（民法）译为“法度 詔”，西文原词固有区别，汉译之名也不全同：律、纪、纲是社会当有的秩序，诏是正式颁发的律令。Jurisdi ?觔o（司法管辖权）一词含义抽象，译作“管地方”，形式上不匹配，但意思不误。
Processo（诉讼程序）译为“律”，相关的词目能列出一大串，大都有汉语对应词：Litigar（诉讼、打官司）“對理”、Acusar（控告）“告状”、Acu?鄄sador（原告）“原告”、Acusa ?觔o（起诉书）“詞状”等。Acusar fal amente（诬告）是动词短语，Acusa ?觔o fal a（诬告）为同根的名词短语，都统一译作“誣告”。Arazoar feitos（辩护、打官司）一条未译。
至此，我们看到的中西两幅画面相当接近。无论哪一幅，呈现的都不是一个全无法制的社会。可是看看一系列刑名，两幅画面便同样惨烈。最轻的是鞭刑或棍刑，如A o?鄄tar（鞭打）“打”、A otada cousa（鞭刑）“被打 遭責”等条所记。Degredo（流放）“問軍”也是轻罪。重刑如Deorelhar, tirar as orelhas（刵刑，割掉耳朵）“割耳”、Degolar（割断喉咙、斩首）“割喉”、Forca（绞刑、绞架）“吊”等，均为Pena de morte（死刑）“死罪”。
把形容词Demand?觔o, litigioso（告状的喜争讼）译为“刁民”，体现出一个社会、尤其官家对某一类人的态度。好争讼者讨人嫌，古今中外皆然。名词Braguante（流浪汉、无赖）译为“光棍”，也不只是出于个人的理解，不妨比较另外三条：En?鄄ganador（骗子）“光棍 騙子”，Refal?鄄sado（靠不住[的人]）“光棍 白訏”，Velhaco（奸猾的人）“光棍”。今言光棍，戏谑的成分多于贬损，而依照《大明律法》，光棍是一项会掉脑袋的罪名。
倘若一国的从业者，其名称在另一国的语言里大都有现成的对应表达，则两国的生产方式、经济模式、百工技艺等应该是基本相当的。
农牧渔猎，如Laurador（农民）“農夫”、Pastor（牧人）“牧童 看牛的”、Casador（猎人）“打獵的”、Pescador（渔民）“討魚的 漁翁”。闽南话今仍称出海捕鱼为“讨鱼”、“讨海”。制作行业，有Telheiro（制瓦工）“做瓦的 窰匠”、Azeitejro（制油者、油商）“做油的”、Moidor（磨坊主）“磨麵的”等。以动宾式“做某事+的”表示从事某业者，是近代汉语口语里一种极能产的构词模式。
Obreiro（工人、工匠）“匠人 工人”是泛称，多指干体力活的劳动者。同义词为Maccanico（= mecanico技工）“匠”，干的是技术活，尤指修造机械。这两个总名代表两大类生产活动的从业者，在当时葡语里已能分清，而汉语对应词的义别尚不显明。西洋机械制造勃兴并渐胜中国，也正发生在明代。
商有行、坐之分。Mercador（坐商）译为“商人”；Regat?觔o（摊贩）是小本经营者，故以“販子”对译。开店营业者，如Estalajadeiro（旅店主人）“店家 主人家”、Tauerneiro（酒馆老板）“賣酒的”等。Liureiro（书商）“賣書的”与Empressor（印刷商）“印書的”是两门行当，分得很开。
如前文所举，十六世纪葡语的航海词汇已很丰富，足可昭显葡萄牙的海洋大国身份。但航海只是途径，经商获利才是一大目的。还有一个目的也同样重要，即军事征服，伴随而来的是殖民。在开通亚洲航路之前，葡萄牙已在西非佛得角建立殖民地。下列词条便与贩奴有关：Negro cattiuo, negra（俘获的黑奴，女黑奴）“奴婢 奴豺”、Forar escrauo（释放奴隶）“放出”。郑和曾率师远航至东非，也许知道何为黑奴，但我们的这位译者好像不识，因而译法有些走样。
渡海前来的词语，还有Coquo da india（印度椰子）“椰子”等。印度是传教士来华的第一大中转站，其国名India（印度）“西洋”、Indiano（印度的）“西番”成为词目，并不让人觉得意外。第二个中转站是菲律宾，因此有词条Moro（摩洛人）“墶子 囬囬”，指长居菲律宾的徒众。出乎意外的是Misso“醬”，我猜它是“味噌”的拉丁转写。这个日语词见于补遗，单立为条，或许跟耶稣会进东军亚的路线有关？沙勿略最先踏足的是日本，留居一段时日后才驶来南海；越三十年，始有罗明坚、利玛窦的中国行。
殖民活动意味着Desterrado andar（远离故乡）“離鄉 别家”，以至Desnaturarse（放弃国籍或公民权）“抛親棄祖 離鄉 出家”。有意思的是词目Pouoar（定居、移民），被意译为“起多房子”。与建造房子有关的词条并不能告诉我们殖民的地点，但词条Na ?觔o portuguese（葡萄牙国民）“番人 夷人”和Mesti o（[本地出生的]混血儿）“圡生宰”，尤其补遗中的Maquao（澳门）“蠔鏡 澚”，却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块熟悉的地域。明人称澳门为“蠔镜”或“蠔镜澳”，取意水澈如镜，盛产蠔类；澳门省称“澳”，“澳”即湾，可以泊船登岸。
于是，我们可以将《葡汉词典》的航行路线复原如下：始发国是葡萄牙，包括葡属殖民地；航经印度、菲律宾等国，留下了些许踪迹；澳门是这部词典跨洋旅行的最后一站，接下来它便要随传教士进入中国。而一旦抵达澳门，接触中国事物，词典中便开始出现与中国有关的词语，其中用得最多的是Mandarim（官员、官府，官话），见于正文八次、补遗三次。
关于Mandarim（= Mandarin）一词的来源和本义，学界坊间谈论得都很多。有人兼取义和音，译成“满大人”，虽然像搞笑，却似乎能贴近词义。只是这一译法不适用于本词典编写的年代。那时还不是清朝的天下，只能叫“明大人”。
补遗中的三例所指很清楚。至于正文中的用例，则须费些工夫，因多处含带扩展释义，仅凭所写汉字难识究竟，须理解葡文之后才能弄清含意：
（1）Pompa de mandarim（官府奢华的排场）“執事”，指官员办事时的仪式和仪仗。
（3）Fiel（忠实）“忠直 良”，下有词组及汉译de mandarin（指官员）“忠臣”。
（4）Despachado（已发送、已派遣）“發了”，后面补写有词组de mandarin（指官府）。
（5）Mandar, impero（命令，吩咐）“教”，下接两个词组，以区别同义的汉语词：de mandarim（指官府）“差”；de Rei（指皇帝）“敕”。
（6）Officio（职业、职务）“手藝”，也下带两个词组，功能同上：de mandarim（指官员）“聀分”；de mecanicos（指工匠）“匠”。
（7）Notar cartas, de mandarim（起草文书，指官员）“講”。此处汉译极简，与词目难以对应，除非把葡文理解为官员口述信文、判词等，由书手笔录于纸。
如此频繁地使用一个词，说明使用者非常关心这个词所涵盖的问题。传教士必须懂得怎样与官府打交道，为此不仅要熟悉公文的类型和办事的程序，还需要了解管事者的品级、职分甚至脾性。譬如对“忠直”者，与其送银钱，不如赠一台Relogio di jero（机械钟）“時辰鐘”。自然，汉语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关，请看最后一例：
官话，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二者都属于通言，区别只在古今；正音，即标准音，在后来的传教士笔下，“官话”与“正音”也是可以换用的同义词。虽然早期传教士主要在广东、福建活动，日常接触粤闽方言最多，却从一开始就主张学中国话要先学官话。不过，晚明的通言大不同于当今，据信是以南京话而非北京话为基础。《葡汉词典》隐隐贯有一个官话和口语优先的理念：当一条葡语所对应的汉语词有两三个时，通常先写口语词、官话词，再写文语词、方言词。不合于此的安排相对少。
16世纪末的这本西洋汉语词典，存录了葡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史料。早期西洋人学习汉语的努力，中国人把握西方语言的尝试，欧汉双语词典编纂的起步，中西文化、经济、技术接触之始的景象等等，从中都可约略窥知。对文本内容的考释，又有助于认清著者问题。把一部实际著者尚不明了的书稿归诸名士，很像是名人效应所致。就目前所知，何妨视为无名氏之作。这样做并不会降低原著的价值，譬如《尔雅》，怎会因为著者不详而失去其学术地位呢？此外，中国合作者的贡献也不可忽视。他不但写了字，还读了葡文，根据自己的认识给出译解。无论对或错，都含有独特的领会，保有真实的记录。著译者已殁，而文本犹存，这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