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兴：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郁建兴：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图宾根大学访问教授。兼任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国际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主编，教育部公共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民政部、全国工商联、浙江省人民政府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会长。

　　作为当代我国知名的公共管理学者，郁建兴是“最多跑一次”“三治融合”“县域医共体”改革创新的主要学术阐释者；郁建兴创办的国际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主编的《帕尔格雷夫中国地方治理手册》，已经成为展示中国之治、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窗口；郁建兴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主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数字化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国家重大战略，在政府管理创新、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医疗卫生政策等领域产生了实质性政策影响。

　　出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一年多来，郁建兴如何完成从国内一流学府院长到省、部重点建设高校校长的角色转变？郁建兴的治校、治学理念是什么？在新的岗位、新的平台，郁建兴如何融合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校影响力，更好地推动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和实践进步？

　　问：2013年7月，您出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2020年7月，您出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从国内一流学府的院长到省、部重点建设高校校长，角色的转换给您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您提的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首先要特别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从一个大学的院长直接去做一个大学的校长，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以往我是问题的提出者，现在变成了问题的解决者。

　　浙江大学给学院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是毕竟是一个学院。成为校长后，工作范围大大扩展，除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食堂、后勤、资产等都要管起来。上任之初，有很多领域我不熟悉，即使在一些相对比较熟悉的领域，由于角色的转换，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而今，一年过去了，在上级组织的关心和帮助下，在学校广大师生的齐心协力下，我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今年6月18日，我不再兼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学校全职引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赵志荣教授担任新院长。

　　问：您有许多头衔，比如教育部公共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主编，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会长等等。我相信这些头衔都很重要。但是，如果一定做这样的选择：比如这些头衔您只能保留一个，您会选择保留哪一个？为什么？

　　答：目前，我所有的兼职都是学术职务，这些学术职务，我每个都很珍惜，因为每个职务都代表了所属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但如果说一定要问哪一个最重要，我认为首先是身为教师。我一直认为能够做一名教师，能够让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在我的指导下成长，于我而言是莫大的成就。

　　做院长或者校长是有任期的，如果有一天我卸任校长职务后回归来做教师，我觉得可能会做得更好。

　　做教师，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我做院长、校长，也是为了推动教师们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现在，在浙江大学，我担任的学术性职务是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另外还担任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这个研究院旨在倡导、开展、引领社会治理研究，以基层社会治理、社会组织、重大民生领域、公益慈善等为主要研究方向，立志于为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献智献策。编辑出版有英文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中国治理》）和内部刊物《社会治理专报》等。

　　英文期刊《中国治理》2016年在英国出版，在短短五年多时间里，已经成为SSCI二区期刊，并进入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发布的高质量学术期刊行列。

　　研究院还不定期出版《社会治理专报》，供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作决策参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获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其他领导的重要批示50余次。

　　研究院开展了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和中国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研究与发布，其中，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已经得到应用。去年，我们发布了第一版的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今年，我们发布了中国共同富裕指数模型；2022年，我们将发布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应用。

　　问：您出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已满一年，一年中，您针对学校一贯坚持的“专业成才、精神成人”的人才培养理念，“文化引领、融合创新、一体多元”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了哪些改革和创新？对于学校倡导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情怀、专业素养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办学目标，您有哪些战略考虑？

　　答：浙江工商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在一些更大牌的大学，“以本为本”可能是一个很难的任务，但在浙江工商大学，历任书记、校长及其他班子成员都十分重视本科生教育教学，强调成才、成人和专业教育的结合，并形成了一些很好的经验。

　　我尊敬的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指出，校长在大学里的作用是有限的，或者说一个大学校长，在我们今天的大学中，其个人色彩并不强烈。总的来讲，大学校长的主要工作，是怎么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及其他路线方针政策。

　　在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之后，我和同事们把浙江工商大学定位为建设立足浙江、服务国家、贡献人类的卓越大学。

　　网上有个戏说的段子：浙江就两所大学，一所浙江大学，一所其他大学。这一方面说明浙江省的高等教育结构确实要完善、要改革，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完全认同这一段子的说法。浙江省的省属高校已经获得了重大发展，中国美术学院不用说了，在多个领域具有唯一性；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等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今天的浙江工商大学，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浙江是极具特色的，18个学院中有14个是人文社科学院，数量比浙江大学多。而且，不少学科可圈可点，统计学、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等学科具有全国影响。所以，我们怎样立足浙江、服务国家、贡献人类，这是对卓越大学追求的目标定位。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必须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中发力。我们确立了学校工作的三大链条：第一是从专业宣传到生源优化，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培养方案建设，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继续教育学生及校友等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全生命周期链条；第二是从优秀人才引进，到教育教学、人事科研外事、退离休等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师成长全生命周期链条；第三就是用学校各种政策、制度、规章，来规范、支撑以上两大“链条”，来体现依法治校、依规依章治校的变革。

　　我一再强调，浙江工商大学不是教职工的养家糊口地甚至职业养成所，而是安生立命地甚至是命运共同体。要做到这一点，确立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师成长全生命周期链条，就显得尤为重要。

　　问：您刚刚提到，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任上，您是问题提出者，而现在则变成了问题解决者。我想问的是，您担任校长以来解决的诸多问题中，哪些是最有价值的？

　　答：面对学生缺乏获得感的问题，我强调以学生为NG体育中心的发展理念，并致力于从体制机制上去落实，这个我感受很深。怎样落实落细？有的老师半年甚至半年以上都没有见过他指导的研究生，这肯定是不正常的。为此，我们出台关爱学生成长计划，其中包括每个学期导师、院系领导都要请学生吃一餐饭，全覆盖。

　　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深化合作帮扶关系，落实人大6个一流学科对口支持帮扶工商大学，从去年12月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年4月，我们与商务印书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邀请商务印书馆把杭州分馆开在我们学校。恰逢110周年校庆，我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000多本电子版图书中，选出110种，购买后送给每一位新生。

　　我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比较看重大学排行榜，但是在浙江工商大学工作一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些排行榜至少不是最紧迫、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健康成长。我相信，这些工作做好后，排行榜上的业绩也不会差，从管理学上讲，这是引领性指标和绩效性指标的关系。

　　我们以往非常关心绩效性指标，就像一个声称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今天是不是又少了一两？但是，用这种方式减肥，往往是减不了的，必须在引领性指标上下功夫。要减肥就要管住嘴，迈开腿，一段时间以后整个身体就会发生实质性变化。所以，我觉得作为校长，一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不能只是一个口号。

　　在教师发展领域，接下去我们要进行一些重要改革。大学教师非常在乎职称、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我认为教授职称是个通货，清华、北大的叫教授，工商大学的也叫教授。从这个逻辑上讲，我们“发”的教授多，你北大清华“发”得少，那我就赚了。当然我们不会去乱发这个通货，但从逻辑上讲，我说我能够容忍，比如说这个通货是100元，一个教授的水平是100元，北大清华的教授是100元，我可以在工商大学教师70-80元价值时发给你100元。我可以让你溢值，但不能容忍假币，尽管假币做得与真币一模一样。你学术品质好，成长潜力可期，就可以获得较高认可和待遇，但是，立德树人、学术品质是第一重要的，不能打折扣。

　　当前，中央和教育部正大力倡导教育评价改革，我完全赞同，认为这是当前我国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不二选择。我们正在开展这项重大工作。比如对于职称评审改革，暑假前，我们专门召开了职称评审改革听证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从根本上说，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就是一种回归，回归教育本质，回归大学本质。当然，这个回归是在创新意义上的回归。不是回到博洛尼亚1088年，也不是回到19世纪柏林洪堡大学，甚至不是回到二次大战以后的美国高等教育。我们的回归，也是一种创新，是创新式回归。

　　至于学校与学院的关系，浙江大学遵循的是院办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由校方决定，而是赋予学院充分的自主权，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要实现院办校，有个重要前提，就是学院要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如果学校放权、赋权甚至分权，而学院缺少自我约束能力，那就是灾难；如果学院有比较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但学校不放权，那么大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一院一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这一年，能够拿得出来比较得意的东西，还不是很多。我们学校的财力相对较弱，我们在争取外部资源上，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募集到了上海的一位慈善家，也是一位投资家，捐资给我们建慈善学院。

　　问：我们知道，浙江省只有3家大学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是其中之一。我想知道的是，在浙江工商大学已经拥有自己的出版社，而且办得不错的前提之下，邀请商务印书馆设立分馆，目的和意义在哪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在地方性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中排名前三，但我认为应当把定位定得再高一点。现在，浙江工商大学只是一个省部级重点高校，肯定不能马上就变成双一流大学。但是，在一些领域里，我们可以作出超越，比如我们的出版社就有这样的条件。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要得到跨越式发展，就要攀高亲，要向最高水平的出版社学习。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落户浙江工商大学，以后将在业务、选题、营销等多个领域，携手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共同进步。

　　浙江正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我们正在编纂一套重要窗口建设丛书，这套丛书就由我们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浙商博物馆都是非常好的研究机构和文化机构，我们正在编纂的《浙商通志》也将由我们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

　　问：刚刚您讲到大学要发展，财力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大学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国家拨款，二是科研经费，三是校友捐赠。请问浙江工商大学的科研经费来源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校友对学校的捐赠情况是否令人乐观？

　　答：公立大学的财政来源，除了政府的财政拨款，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我们为政府和社会服务所获得的科研经费。浙江大学去年的科研经费已经突破60亿元。我们在争取政府增加财政拨款的同时，更应该提高社会服务能力，争取社会资源。

　　校友对学校的捐赠，也是大学的重要经济来源。我到浙江工商大学工作后，最想做的几件事中，有一件就是校友工作。校友能否回馈母校，取决于很多方面，我们的工作思路是从现在做起，从源头做起，就是对在校生要更好，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这就是刚才我讲的以学生为中心。

　　以前，学生老是去点外卖，既不卫生又浪费钱。我问食堂经理是不是你的菜不好吃？食堂经理说我的菜可能做得不太好吃，原因之一是请不起好厨师。我说以后给你增加一点经费，你请好厨师吧。有些学生很懒，懒到不愿意到食堂来吃饭，我建议食堂开发手机云点餐，不但食品安全可以追溯，价格也比校外餐馆便宜，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推出来了。

　　马克思说，爱只有用爱来交换。你对学生好，他会感受到。对校友，我们必须实行终身维护。

　　我们常常对校友进行支持和帮助，如果他是党政干部，在管理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为他作专题研究，提供解决方案；如果他是企业家，他的企业遇到了困难，我们可以联合其他校友，动用一切资源帮助他渡过难关。人才培养，不是孤立的，对校友与母校感情的培养，是一根链条。

　　我们有一个不成文规定，校友对母校的捐赠，绝大部分都是不公布数额的。我认为，捐赠有价爱无价，不能因为你捐赠得多，就大张旗鼓报道，捐得少，就低调处理。校友对母校的爱，不能完全用捐赠多少来衡量。

　　校友对母校的反哺是分几个方面的，不仅仅只是捐赠钱物。比如说对我们的教学培养方案，人才培养的质量，他是亲历者，有发言权，他向母校反馈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能够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这也是校友对母校的反哺。

　　问：您刚刚提到了浙商博物馆。据我所知，坐落在教工路校区的该博物馆，是浙江省高校唯一一家浙商博物馆。我们单位跟浙商博物馆是文化共建单位，我也参加过杨馆长主持的几次活动，应该说感情很深。作为浙江工商大学纪录、培育、研究、展示、宣传、推广浙商品牌、浙商精神的一个平台，你如何评价它的昨天？如何看待它的今天，如何期待它的明天？

　　答：现在我们对教工路校区定位已经清晰，就是不租不借，把它建设成为学校的教育科研重要基地。

　　浙商博物馆是我们的一张名片，我也去过多次。总的来说有很好的基础，也有很好的声誉。今后，我希望它能够增加数字类的素材，比如说一些浙商的活动、浙商的一些专访，浙商的口述史，都可以充分运用数字技术。

　　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做一个以中国民营经济口述史为主题的重大项目。用传记专著、人物访谈结集、数字影像等形式，生动呈现。我跟杨馆长说过，他也已经做了一些。如果你们感兴趣，我们以后可以联手来做这项工作。你们有强大的文字、图片、视频采编团队，这个正是我们缺乏的。

　　问：公共管理学是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问题，通俗地讲就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是，其一，当初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领域作教学与研究？其二，在这个领域，您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其三，您的研究成果对解决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推动制度优化、人类进步、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答：我是复旦大学外国哲学专业毕业的博士。2012年我获得浙江大学首届“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得到100万元嘉奖时，曾经接受过一个专访，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我至今印象深刻。

　　我的博士论文是黑格尔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和社会都是抽象概念，我转行做公共管理研究，就是要让国家和社会这个抽象概念落地。

　　你提到的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我比较惭愧，我很难说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但我时刻准备着为我们这个时代贡献力量。

　　第一个是政府的改革创新和数字治理，这是我近几年的核心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项成就，是出版了《“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经验，中国方案》，我从一开始就跟踪了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并且把一些做法、机制、结构等，想办法普遍化。这本2019年初出版的专著，就已经讨论到数字技术对政府变革的意义。我主编的《帕尔格雷夫中国地方治理手册》（2019年出版），已经成为展示中国之治、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窗口。

　　第二个核心研究领域和方向，是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尤其是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研究，我们的团队是全国最优秀的团队之一，这是吴敬琏先生“册封”我们的。应该说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自2013年起，与浙江省桐乡市一起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概念，并一起设计了“三治融合”的地方实践。“三治融合”概念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嗣后的多个重要文件。

　　第三个核心研究领域是医疗卫生政策。浙江省积极倡导县域医共体改革，这也是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要改革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县域医共体研究的多篇中、英文论文，多份政策报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

　　问：疫情之下，政府面临公共管理大考。为此，疫情暴发不久，您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浙江省相关区县调查研究，并撰写了一系列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专访文章，这些专访文章发布后，被人誉为有教科书般的作用和意义。在今天，后疫情时代，我们想请您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谈谈如何解决疫情防控与城市管理、经济发展的关系。

　　答：正如您所讲，去年疫情发生以后，我们就组织专家学者，深入省内有关区县调查走访，撰写了一系列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专访文章。这里特别要感谢你们平台，不少文章是在你们的平台首发的，几乎每篇都有10万以上的阅读量。这些文章发布后，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了一些作用。

　　此外，就中国的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济发展等课题，我们做了许多专业研究。我主编的英文期刊JournalofChineseGovernance出版了全球第一个疫情治理专号。与此同时，我们在国际公共管理界顶级期刊美国《公共行政评论》上，根据浙江的疫情防控实践，发表了基于中国抗疫经验的第一篇文章。

　　南京、扬州、郑州、武汉都做过全民核酸，上海却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上海无论是流行病的调查，还是对密切接触者情况掌握，都运用了科学的思维和手段，基于信息、技术、资源和行动力。

　　从今天的疫情来看，我认为我们既不能放任，也不可过分的理想主义。张文宏主任说与病毒共存，我的理解应该是建立在精密智控下的与病毒共存。我们要求来自埃及等境外国家的人，在来中国前提前14天每天做远程核酸检测，这肯定会影响我们跟世界的互动，但我认为这是必须的。我们也许无法把病毒全部消除，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做到哪儿有病毒就在哪儿解决。所以我认为像上海、浙江的模式，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去年浙江省控制疫情后，我就向省委提出建议，希望早日重启经济。2月9日，浙江省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把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以《浙江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为会议撰写了评论《两手抓打两战战必胜》，文章与会议报道同时见报。

　　疫情发生至今，我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进入后疫情时代，我仍然坚定地认为，我们既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也要努力把经济搞上去。这是两架马车，缺一不可。

　　问：今年年初，您领衔创作的《畅通双循环构建新格局》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国内对“新发展格局”的研究刚刚起步，原创性、解释力强的理论分析与政策体系框架不多，该书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促进产业创新、加强金融基础设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质量自贸试验区、发挥行业商会协会作用，以及构建统计评价体系等方面，对如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给出了系统性的阐释，是国内较早对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格局进行系统阐释的著作。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该书出版以来，您是否还在双循环领域作深入研究？是否有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让读者分享？

　　国家商务部有两所共建大学，一所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另一所是浙江工商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侧重外贸领域，浙江工商大学侧重内贸领域，研究国内市场为主的双循环格局，相对而言是我们的强项。浙江工商大学的专家学者在这个领域拥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我是顺势而为，把大家召集起来，连续开了九次会，集思广益，编写、出版了《畅通双循环构建新格局》这本书，把学科优势、国家战略和学校影响力结合起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党中央立足长远发展大势和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为把握战略主动而采取的“先手棋”。当时，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权宜之计、无奈之举，现在看来，这个决策对我国当前和未来的意义确实十分重大。

　　《畅通双循环构建新格局》这本书出版半年多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断深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今年6月30日《学习时报》发表了我写的《以数字化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一文，这是我在商务部新一届政策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其实也是我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研究成果。我认为现在的国内大循环有很好的经验、很好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大问题，就是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形成。数字化如何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怎样促进供应链的完善等，我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今年年初，我们专门成立了两个研究小组。一个是数字化改革研究小组，一个是共同富裕研究小组。我们已经撰写了9份专报，几乎都获得省委主要领导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我们的数字化改革研究小组，研究了数字化改革中如何增加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供给，数字化改革中政府如何做一个合格甲方，如何建立完善以分类授权为基础的公共数据治理新机制，区县如何推进数字化改革，数字化改革如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要议题。

　　我们的共同富裕研究小组，研究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次分配的体制机制，如何促进东西部共同富裕，如何扩容帮扶地区、念好新时代“山海经”，如何实现从生态移民到共富移民等重要议题。

　　在撰写政策倡导报告之外，我们还发表了一系列专业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法治日报》等重要媒体发表多篇文章。特别是，5月28日，我们举行了“中国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发布会，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四十余家主流媒体报道，产生了较大影响力。

　　答：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应该有三个使命，一是对科学前沿的追求，二是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三是积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100年前，查尔斯·艾略特，哈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曾说：“在任何社会中，大学都往往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大学，能够照出一个国家、民族是个什么状态。这个国家、民族是不是朝气蓬勃，是不是奋发向上，有没有文化素养等等，都能从大学中找到答案。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和信任，让我有机会成为一所大学的校长。在浙江工商大学通往卓越大学的进程中，我一定要积极作出自己的贡献。

　　人民网杭州8月25日电（张丽玮）日前，浙江省政府印发《浙江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并发布了《浙江省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标志着浙江省“证照分离”改革再一次迭代升级。 “证照”是企业进入市场的两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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