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的孩子们为谁而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县乡孩子们的教育。
在中国,县乡的孩子们能否相对低成本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获得大学教育机会,不仅关乎县乡家庭的教育投入能否成功、阶层流动能否实现,还关乎中国社会的整体流动渠道能否畅通,关乎国家对县乡教育的巨额投入能否实现预期培养效果,关乎能否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
教育在政府和社会大众的视野里,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作为民生问题被重视和讨论。教育是县乡家庭最重要的支出项目之一,教育结果也会影响县乡家庭的发展状态。
然而,对于县乡家庭来说,由于其经济积累能力有限,且家庭面临着很强的城镇化压力,家庭的教育投入能力远远无法和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及富裕家庭相比。县乡家庭需要低成本且质量不错的教育服务。
低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优质教育资源获得的低成本;二是校外教育的低投入,通过提升校内教育质量,减少家庭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要降低家庭的教育成本,就需要我们办好办强公办教育,让公办学校成为家庭认可的优质教育资源。
如果我们的县乡教育出了问题,出现乡村教育衰落、县中塌陷、公办教育衰落等现象,无法满足县乡家庭期待的低成本且质量不错的教育服务,县乡家庭就会被迫调整家庭发展规划。于是,“陪读妈妈”会普遍出现,家庭会花高昂的费用送子女去民办学校,校外教育支出也会成为家庭的刚性支出项目。教育投入会成为县乡家庭最主要的投入,挤压县乡家庭的经济积累,降低家庭抵御发展风险的能力。
不仅如此,家庭团结与韧性也会受到重大冲击。年轻妈妈返乡陪读,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夫妻关系会受到影响。据陪读妈妈们讲,夫妻长期分居两地超过两年,很容易引发夫妻情感危机,严重者会产生家庭危机。为了节省开支,陪读家庭租的房子基本都是只有一个卧室,这就意味着陪读妈妈和孩子长期共处一室,空间的紧密反而会导致愈发紧张的亲子关系。
陪读妈妈因为承担着家庭的教育重托,并生活在天天面对其他陪读家长的环境中,会产生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法克服的教育焦虑,也会因此对孩子成绩波动十分敏感。当陪读妈妈将这种教育焦虑和对成绩的重视传导到孩子那里时,孩子会感到自己处于十分压抑的家庭氛围中,甚至会主动减少或者拒绝与妈妈沟通学习问题和内心所想。
由于妻子返乡陪读,在外务工的丈夫独自一人承担着家庭经济的重担,面临的劳动压力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重压之下,家庭就会减少向老人输送的养老资源,甚至还需要耄耋之年的老人持续向子代进行资源支持,如老人的劳动力资源、经济积累等。在这种结构下,没有能力输入资源的老人会被子代和自己认为“无用”。老人的价值被物化,家庭面临着伦理危机与潜藏的养老危机。
县乡家庭期待的向上流动,是参照自身起点来评价的。不是在一线城市年薪百万、有车有房,而是在县城或者地级市有收入不错且稳定的工作,并能体面安居。只要子女能够渐进地实现向上流动,家庭就认为能够满足期待。
因此,县乡家庭期待的县乡教育,不是质量高到大批量培养考上“清北复交”的学生,而是能够稳定且大批量培养出考上二本及以上学校的学生——这是政府、学校、家庭合力投入可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看,县乡家庭期待的向上流动是渐进的。
县乡孩子们的教育流动,又不只是孩子们的流动。其实在城市里,也有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分。这些薄弱学校一般位于城郊地带,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是城市里的底层家庭,其家庭和教育处境与县乡的孩子们非常相似,他们也是广义上的县乡孩子们。
我们国家目前有2800多个县,有5亿多农民,加上县城人口,共有9亿多县域人口。县乡家庭渐进地向上流动,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社会结构会更加健康,带来社会整体性流动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县乡孩子们是县乡家庭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县乡家庭的阶层流动和城市化是接力式的,父代没有实现的希望寄予下一代。只要看到孩子们有通过教育增加向上流动机会的可能,县乡家庭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就会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有希望有恒心,我们的社会就是稳定的和充满希望的。
县乡孩子们的整体性社会流动,是渐进的、大规模的,因此其教育必须是整体性低成本的、质量不错的教育。因此,我们需要维持好县乡教育生态。
一是形塑县-乡-村在学段上分层次的教育体系,并促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县乡的孩子们能够在乡镇、县域范围内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在乡村办好乡校模式,在县里办好县中。我们需要反对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超级中学跨县市“掐尖”招生,否则县乡家庭就会向地级市和省会城市流动,生源会流失到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县乡教育生态会被破坏。
二是建构良好的家校关系,家校之间相互信任、协力合作,学校不应把教育责任推给家长,家长也要放心让老师管孩子。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要给中小学老师减负,让老师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在教育教学上。县乡的孩子主要来自农民家庭和城镇双职工家庭,家长缺乏进行文化教育的能力或者时间,县乡学校需要多承担一些教育责任,在县域范围内合理布局寄宿制学校。相关部门要敢于承担责任,引导家校之间形成可以沟通和相互信任的关系。
通过前述的分析可以发现,县乡家庭和县乡的孩子们非常依赖我们国家所建立的公立教育体制。如果县乡的公立教育办得好,县乡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可以比较低,县乡的孩子们仍然能够实现教育成功,有源源不断的机会去追求向上的阶层流动。这不仅意味着国家在县乡的大量教育投入取得良好预期效果,更是坚定地证明着我们社会主义公立教育体制在培养人才上是高效率的,并凸显出该教育体制具有弥合阶层差距的作用。
办好县乡教育,给予县乡孩子们教育流动的机会,也是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这些县乡的孩子们对家乡有感情,有发自内心回馈家乡、发展家乡的热烈情感。
外出闯荡的县乡学子是县域发展的信息资源和社会资本,留在家乡发展的县乡学子则是县乡发展的主力军,是推动本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后继力量,是中西部县域推动工业发展、承接东部地区和大城市产业转移、加入产业升级队伍的人才基础,是东部县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本。
笔者与团队近期出版了《县乡的孩子们》一书,对县乡教育有系统全面的论述,对于以上问题都有观察和分析。我们希望通过集体的努力,一起解决县乡孩子们面临的教育困境,为县乡孩子们的成长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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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的孩子们为谁而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县乡孩子们的教育。
在中国,县乡的孩子们能否相对低成本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获得大学教育机会,不仅关乎县乡家庭的教育投入能否成功、阶层流动能否实现,还关乎中国社会的整体流动渠道能否畅通,关乎国家对县乡教育的巨额投入能否实现预期培养效果,关乎能否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
教育在政府和社会大众的视野里,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作为民生问题被重视和讨论。教育是县乡家庭最重要的支出项目之一,教育结果也会影响县乡家庭的发展状态。
然而,对于县乡家庭来说,由于其经济积累能力有限,且家庭面临着很强的城镇化压力,家庭的教育投入能力远远无法和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及富裕家庭相比。县乡家庭需要低成本且质量不错的教育服务。
低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优质教育资源获得的低成本;二是校外教育的低投入,通过提升校内教育质量,减少家庭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要降低家庭的教育成本,就需要我们办好办强公办教育,让公办学校成为家庭认可的优质教育资源。
如果我们的县乡教育出了问题,出现乡村教育衰落、县中塌陷、公办教育衰落等现象,无法满足县乡家庭期待的低成本且质量不错的教育服务,县乡家庭就会被迫调整家庭发展规划。于是,“陪读妈妈”会普遍出现,家庭会花高昂的费用送子女去民办学校,校外教育支出也会成为家庭的刚性支出项目。教育投入会成为县乡家庭最主要的投入,挤压县乡家庭的经济积累,降低家庭抵御发展风险的能力。
不仅如此,家庭团结与韧性也会受到重大冲击。年轻妈妈返乡陪读,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夫妻关系会受到影响。据陪读妈妈们讲,夫妻长期分居两地超过两年,很容易引发夫妻情感危机,严重者会产生家庭危机。为了节省开支,陪读家庭租的房子基本都是只有一个卧室,这就意味着陪读妈妈和孩子长期共处一室,空间的紧密反而会导致愈发紧张的亲子关系。
陪读妈妈因为承担着家庭的教育重托,并生活在天天面对其他陪读家长的环境中,会产生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法克服的教育焦虑,也会因此对孩子成绩波动十分敏感。当陪读妈妈将这种教育焦虑和对成绩的重视传导到孩子那里时,孩子会感到自己处于十分压抑的家庭氛围中,甚至会主动减少或者拒绝与妈妈沟通学习问题和内心所想。
由于妻子返乡陪读,在外务工的丈夫独自一人承担着家庭经济的重担,面临的劳动压力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重压之下,家庭就会减少向老人输送的养老资源,甚至还需要耄耋之年的老人持续向子代进行资源支持,如老人的劳动力资源、经济积累等。在这种结构下,没有能力输入资源的老人会被子代和自己认为“无用”。老人的价值被物化,家庭面临着伦理危机与潜藏的养老危机。
县乡家庭期待的向上流动,是参照自身起点来评价的。不是在一线城市年薪百万、有车有房,而是在县城或者地级市有收入不错且稳定的工作,并能体面安居。只要子女能够渐进地实现向上流动,家庭就认为能够满足期待。
因此,县乡家庭期待的县乡教育,不是质量高到大批量培养考上“清北复交”的学生,而是能够稳定且大批量培养出考上二本及以上学校的学生——这是政府、学校、家庭合力投入可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看,县乡家庭期待的向上流动是渐进的。
县乡孩子们的教育流动,又不只是孩子们的流动。其实在城市里,也有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分。这些薄弱学校一般位于城郊地带,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是城市里的底层家庭,其家庭和教育处境与县乡的孩子们非常相似,他们也是广义上的县乡孩子们。
我们国家目前有2800多个县,有5亿多农民,加上县城人口,共有9亿多县域人口。县乡家庭渐进地向上流动,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社会结构会更加健康,带来社会整体性流动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县乡孩子们是县乡家庭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县乡家庭的阶层流动和城市化是接力式的,父代没有实现的希望寄予下一代。只要看到孩子们有通过教育增加向上流动机会的可能,县乡家庭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就会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有希望有恒心,我们的社会就是稳定的和充满希望的。
县乡孩子们的整体性社会流动,是渐进的、大规模的,因此其教育必须是整体性低成本的、质量不错的教育。因此,我们需要维持好县乡教育生态。
一是形塑县-乡-村在学段上分层次的教育体系,并促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县乡的孩子们能够在乡镇、县域范围内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在乡村办好乡校模式,在县里办好县中。我们需要反对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超级中学跨县市“掐尖”招生,否则县乡家庭就会向地级市和省会城市流动,生源会流失到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县乡教育生态会被破坏。
二是建构良好的家校关系,家校之间相互信任、协力合作,学校不应把教育责任推给家长,家长也要放心让老师管孩子。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要给中小学老师减负,让老师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在教育教学上。县乡的孩子主要来自农民家庭和城镇双职工家庭,家长缺乏进行文化教育的能力或者时间,县乡学校需要多承担一些教育责任,在县域范围内合理布局寄宿制学校。相关部门要敢于承担责任,引导家校之间形成可以沟通和相互信任的关系。
通过前述的分析可以发现,县乡家庭和县乡的孩子们非常依赖我们国家所建立的公立教育体制。如果县乡的公立教育办得好,县乡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可以比较低,县乡的孩子们仍然能够实现教育成功,有源源不断的机会去追求向上的阶层流动。这不仅意味着国家在县乡的大量教育投入取得良好预期效果,更是坚定地证明着我们社会主义公立教育体制在培养人才上是高效率的,并凸显出该教育体制具有弥合阶层差距的作用。
办好县乡教育,给予县乡孩子们教育流动的机会,也是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这些县乡的孩子们对家乡有感情,有发自内心回馈家乡、发展家乡的热烈情感。
外出闯荡的县乡学子是县域发展的信息资源和社会资本,留在家乡发展的县乡学子则是县乡发展的主力军,是推动本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后继力量,是中西部县域推动工业发展、承接东部地区和大城市产业转移、加入产业升级队伍的人才基础,是东部县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本。
笔者与团队近期出版了《县乡的孩子们》一书,对县乡教育有系统全面的论述,对于以上问题都有观察和分析。我们希望通过集体的努力,一起解决县乡孩子们面临的教育困境,为县乡孩子们的成长添砖加瓦。NG体育电子游戏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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